這些天，只要打開電腦，關于人工智能的信息便鋪天蓋地闖入眼簾：人工智能老師、醫生、護工以及人工智能大模型、人工智能詩歌等。

在人工智能大潮涌動的背景下，我一直在思考這樣一個問題：人工智能老師大量進入教育教學領域后，我們該如何當好一名教師？

當我苦于找不到令人信服的答案時，陳老師的形象鮮活地呈現在我的眼前。1975年9月，按照九年一貫制教育政策，我上完小學無需考試直接進入初中。陳老師是我們的班主任、語文老師。開學第一節課，陳老師就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一雙很小的眼睛里透著慈祥和睿智；一身洗得發白的中山裝，一雙幫子磨破了的布鞋，簡潔而樸素；青藍色帽子下露出的斑白兩鬢訴說著他的年齡；被煙草熏得焦黃的左手食指和中指折射出他的嗜好。

誰能想到，就是這樣一個其貌不揚的老師影響了我的一生！

我的學習成績一直不好，老師和父母都將其歸咎為腦子不靈。到了初中，腦子不靈的定義就像桎梏靈魂的枷鎖，使我自卑、不愿意跟別人交往，學習成績每況愈下。在一堂數學課上，數學老師把我叫到黑板前解題，還沒做完，數學老師就怒斥道：“滾下去！你不是學數學的料?！痹谕瑢W們的哄笑聲中，我含淚走下講臺。

無論如何，人來到天地間總要活下去。好在我的身體沒有什么毛病，發育得也不錯，體重70斤的我能夠背負80多斤的柴火，大人們都說我能吃苦。當時老師也不給我們布置家庭作業，更沒有校外輔導機構。我每天下午放學的第一件事就是背著背架上山砍柴，每天最有獲得感的事就是能為家中的那口“老虎灶”提供燃料。這種獲得感給予我那顆孤獨的心些許安慰。

少年時期是充滿夢想的，同學們有的夢想著當科學家、有的夢想著當醫生、有的夢想著當縣長……盡管腦子不靈，但我對自己的未來還是有打算的：憑力氣砍柴、打土坯售賣，或者做搬運工。

懷揣“打算”，我日復一日地重復“上學—砍柴”的故事，過著沒有一點“漣漪”的生活。然而，有一件事使腦子不靈的我找到了新的人生目標，生活隨之泛起了“漣漪”。上初一那會兒，每周都安排有一個下午的勞動課。那天下午的勞動課，學校安排給我們班的任務是到城關大隊第三生產小隊搬運玉米。我們背著籃子按時到達指定的玉米地邊，正當要干活時，陳老師對我們說：“明天的作文題目是《記一次勞動》，大家要用心記錄勞動、感受勞動、體驗勞動，用所見所聞所思所想反映勞動生活的意義。”

腦子不靈的我有一個優點——聽長輩和老師的話。在第二天的作文課上，我按陳老師的要求完成了作文。兩天后，陳老師給我們上作文講評課。一件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陳老師竟然將我寫的《記一次勞動》作為范文進行講評。當時陳老師給我的作文評語至今還印象深刻：“中心思想突出，內容真實具體，層次分明，語言流暢”。

聽了這一評語，同學們第一次向我投來羨慕的目光。我第一次從同學羨慕的目光中獲得了受到尊重的自尊和自信。

更讓我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就在陳老師上講評課后的第二天，我的《記一次勞動》在學校黑板報上發表了。因為興奮，我第一次失眠了。

這件事使我看清了自己：原來腦子不靈的我還是能做成別人能做成的事情的。

陳老師給予我的是激勵，更是鞭策。秉持著“能做成別人能做成的事”的自信，我愛上了閱讀，愛上了寫作，讀書和寫作成為了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我的生活從“上學—砍柴”變為“上學—砍柴—讀書—寫作”。這一變化使我的生活充滿了陽光。

看到人工智能老師的相關信息，我又想到了陳老師給我們上的電教課。初二秋季學期，我們的語文課本里有一篇叫作《長征組歌（節選）》的課文。星期三上午連著兩節課都是語文。跟往常不一樣，陳老師抱著一個新鮮玩意興高采烈地走進教室。他小心翼翼地把這個新鮮玩意放在講臺上，介紹說：“這是留聲機，也叫電唱機。等會兒它就給你們唱《長征組歌》?！?/p>

“雪皚皚，野茫茫，高原寒，炊斷糧……”留聲機發出的美妙聲音震撼著我的心。“留聲機”這一新奇刺激物的作用太大了，聽了兩遍，我就學會了《長征組歌》；跟著唱了五遍，我便深切感悟到了《長征組歌》的深刻內涵。

為什么說留聲機是新奇刺激物？一塊黑板、一支粉筆、一本教材就是當年課堂教學的標配。偌大一個縣，能有留聲機的單位不超過5個。事后我們才知道，陳老師的留聲機是跟縣文教局辦公室借來的，驅動留聲機唱起來的是電池，而電池是陳老師自己花錢買的。當時，老師每月的工資還不到30塊錢，買電池就花了陳老師3天的工資。

40多年前，留聲機成為陳老師的教學輔助工具。40多年后，人工智能老師將成為“陳老師”提高教育教學效率的工具。縱觀科技進步史，任何發明創造靠的是人，任何先進生產工具的使用者也是人。

在初中的歲月里，我從來沒見陳老師發過火。課堂上偶爾有同學趴在桌子上睡著了，陳老師也不管他，直到下課才單獨找這位同學談話。陳老師找同學談話不是為了批評而批評，而是為了找到出現問題的原因和解決問題的辦法。陳老師這樣做不僅沒有喪失威信，反而贏得了同學們的尊重。

1978年是恢復高考的第二年，我考上了師范學校。按照當時的制度，考上師范學校就等于在體制內端上了“鐵飯碗”。語文成績是我能端上“鐵飯碗”的重要支撐，在我的中考成績中，數學、化學兩科成績加起來還趕不上語文成績。

3年的師范時光轉眼即逝，畢業時，突出的文科成績使我感到自豪。1981年8月，我被分配到一所農村小學任教。一間低矮潮濕的小平房是我的臥室兼廚房，一張用兩條長凳支撐起的四塊木板是我的臥榻，在微弱的蠟燭光下備課、批改作業、讀書、寫作是我的工作常態……條件比我想象的還要艱苦。

然而，艱苦的生活一點也沒有泯滅我的意志。我把工作當學習，把學習當工作，并將學習工作的感悟轉化為文字。1982年秋天，迪慶州文聯辦的文學刊物《原野》發表了我的散文《木瓜花》。因為興奮，我第二次失眠了。緊接著，我相繼在《原野》《大西南文學》等刊物上連續發表了3篇散文。我的名字也隨著文學作品走出了山村小學。

當時的縣文教局局長是個文學愛好者，他通過文藝刊物看上了我。1983年6月的一天，他叫校區負責人轉告我，做好調動工作的準備，8月份就下調令。局長真的兌現了諾言，當年8月，我調到文教局，從事文秘工作。1985年7月，我考入麗江教育學院，學的是漢語言文學。教育學院畢業后，我先后在縣文教局、縣委黨史征集研究室、縣廣電局、保和鎮政府、迪慶日報社等單位工作。無論崗位怎么變化，我干的都是熱愛的文字活。有不少朋友問我：“你干這么多活感到苦嗎？”我總是這樣反問：“干自己喜歡干的事何苦之有？”

可以說，干文字活是我一生的衣食來源，而引領我獲得這份衣食飯碗的人就是陳老師。

世界之變實在令人眼花繚亂！但不管世界發生什么樣的變化，我們的生活必將以新的方式繼續下去。

當人工智能老師即將廣泛應用到教育教學實踐的時候，我更加感恩陳老師——幸虧有您，我的陳老師！細想起來，陳老師在短短3年時間里傳授給我的不僅是知識，更是獲得知識的不懈動力和一輩子管用的學習方法。

陳老師當了我3年的老師，不，他當了我一輩子的老師，因為他教給我的方法至今還管用。從這個意義上說，陳老師身為人師，其教學造詣達到了“教是為了不教”的境界。

當想到我們的子孫后代將廣泛地接受人工智能老師教育的時候，我的心里產生了一種迫切愿望：但愿我們的子孫后代能夠遇到更多的“陳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