傈僳族文化在迪慶綻放光芒

　　關于傈僳族的記載最早見于唐朝文獻，史籍稱“栗粟兩姓蠻”或“栗蠻”及“施蠻”、“順蠻”，均屬“烏蠻”支系。與唐朝并存的南詔國對傈僳族的稱呼為“傈師侯”、“力蘇侯”、“傈僳侯”。由此可見，自唐以來傈僳民族的自稱和他稱都定位在發音為“傈僳”的范圍之內。傈僳族當時居住在以四川宜賓到云南迪慶境內的金沙江為中心的廣大地區，對迪慶、麗江等地的地物進行了命名，有些沿用至今。比如金沙江在傈僳語中叫“孤獨乃以”、瀾滄江叫“羅措乃以”，其中“孤獨”可能是“出境、高山之水”的意思，而“羅措”卻有“峽谷中奔騰而下”的意思，河流之名與瀾滄江在迪慶境內峽谷聳立、落差巨大、激流奔涌的事實相吻合，估計漢語“瀾滄”是傈僳語“羅措”的音譯。傈僳族《創世紀》稱麗江境內的玉龍雪山為“我羅王貢”，“我羅”有家鄉的意思，“王貢”是“雪山”的意思，后被漢語音譯為“玉龍”。

　　在傈僳族《祭天古歌》之《喚祖》中，也提出了“臘苯”（傈僳語：指今白族）、“臘羅”（傈僳語：指今彝族）兩族的概念，說明傈僳族在當時已經形成了獨立的民族。由以上歷史資料可以肯定，傈僳族部落在唐朝之前，已經全部完成從黃河上游的“蒙汗滴里”（青海湖）到中國西南的第一次民族大遷徙，并且在今天迪慶、麗江的瀾滄江和金沙江流域定居下來，形成了完整的部落集團和民族體系。

　　唐朝時期的傈僳族分布在今川、滇雅礱江、金沙江、瀾滄江兩岸的廣闊地帶，也就是當時南詔國的北方疆域、吐蕃的南方和唐朝的西部邊境，其地理上的分布與今天的傈僳族分布格局大致相同。只是大部分傈僳族仍然生活在瀾滄江以東，還沒有遷徙到怒江流域。

　　唐朝后期，由于南詔與吐蕃聯合與東部的唐朝對抗，并攻擊四川，迪慶境內的傈僳族部落處于吐蕃與南詔之間，屬于戰爭后方，沒有受到南唐之戰的嚴重波及。而居住在四川西部今西昌地區的部分傈僳族受“勿鄧大鬼主”幫助唐朝抗擊吐蕃的戰爭影響，逐漸往金沙江上游的傈僳族聚居地遷徙。由于這一時期迪慶、麗江、劍川境內社會相對平穩，生活在此的傈僳族具備了梳理和發展本民族文化的社會條件，生產方式從狩獵和游牧逐漸向農耕時代過渡。《祭天古歌》和傈僳族的一系列口傳史詩也在這一時期相繼完成，并得到完善。

　　哇忍波發明傈僳族音節文字之后，搜集整理的傈僳族《祭天古歌》第一章就是《仆帕苦》，翻譯成漢語是《喚祖》的意思，這是傈僳族祖先崇拜的文獻證據，對傈僳族的族源以及歷史研究也有著重大的意義。

　　《仆帕苦》是以呼喚祭天師的形式進行演唱的，《喚祖》從呼喚第一代祭天師“哇阿友”開始，依次是“哇緬歐”、“哇那佐”、“哇然光”、“哇迪力”、“哇愛努”、“哇歐努”、“歐巴夸”、“哇那獨”、“阿王簡”、“哇那扁”、“哇來獨”、“哇此獨”、“哇擴白”、“哇布努”、“哇都努”、“哇果倮”、“哇克里”、“阿納寶”、“哇忍波”。哇忍波就是現在傈僳族學術界有統一認識的第二十代祭天師“哇忍波”，由以上二十位祭天師的姓氏可以看出，傈僳族祭祀天神的活動是由傈僳族中的“魚氏家族”完成的。我們按每一代祭天師活50年計算，到哇忍波這一代祭天師去世的時候，傈僳族的祭天活動延續了二十代，至少是1000年。據史料記載，哇忍波是于1965年去世的。由此上溯1000年，說明傈僳族獨立的祭天活動最遲在公元960年就開始了,在中國歷史上是五代十國時期。這一時期，傈僳族主要居住在滇西北一帶。

　　宋朝時期，傈僳族一直生活在大理國北方，與唐時期居住格局大至相同，地域北鄰吐蕃，屬大理統轄。由于大理國依附宋朝，大理國與吐蕃之間時戰時和，傈僳族部落也卷入了兩大集團的戰爭之中。這個史實在《祭天古歌》之《咀色麥色》的篇章也有所披露，“咀色麥色”是“開戰打仗”的意思，是傈僳族古代軍隊在戰斗之前乞求戰神的禱詞。長詩第二章節中明確地提到了白族，詩中說道“居住北方的三勇士、江河下游的兩勇士和白族人中的兩勇士，是獵殺北方之鷹的好男兒。”說明傈僳族當時身處大理國與北方吐蕃對抗的前沿。居住北方的兩位勇士是誰呢？就是傈僳族自己。江河下游的兩勇士，可能就是參與戰爭的納西族部落。

　　南詔、大理與吐蕃的邊境爭奪戰場從怒江、瀾滄江、金沙江到四川境內的雅礱江縱橫數百里，時斷時續。傈僳族部落恰巧就居住在這些地區，維西永春河谷和金沙江邊的塔城、其宗等地處于大理與吐蕃戰爭的戰略咽喉，長期成為雙方反復爭奪的關鍵區域。傈僳族部落處于兩大勢力的夾縫之中，面對時戰時和的戰爭雙方，在軍事和政治上處于左右為難的境地。

　　據麗江石鼓銘文記載，明嘉靖二十七至二十八年（公元1548年——1549年），吐蕃兩次派重兵進攻臨西縣（今維西縣）及巨津州（今麗江巨甸），麗江土知府木高率兵與之作戰。在攻打臨西的幾次戰役中，傈僳族兵丁都置于戰斗的最前列，用巨木撞擊城堡，利用“弩弓隊”為前驅征戰，幾次擊敗侵占臨西的吐蕃武裝。由于木土司推行封建大民族主義，甚至為了防止傈僳族部落串聯反叛，執行禁言政策。傈僳族部落無法忍受木土司的苛刻待遇及殘酷戰爭，在喬氏族首領“木必扒”的率領下，于公元16世紀末率眾西遷。他們渡過瀾滄江，翻越碧羅雪山，抵達怒江兩岸。這是進入怒江地區最早的一批傈僳族，也是繼青海湖西遷以來，傈僳族歷史上的第二次大規模遷徙。直到今天，維西在傈僳語中叫“洼巴牧”、“若牧”，都有故鄉的意思。而怒江地區在傈僳語中叫“怒牧”，意思是“怒族人的地方”。由此可見，迪慶地區在傈僳族文化體系中的重要地位。

　　傈僳族部落第二次西遷之后，迪慶地區并沒有喪失傈僳族文化的主要地位，傈僳族文化以主流文化在維西廣大地區傳承著。據有些學者推測，可能在明末清初，曾經形成過一種傈僳文字或者文字雛形。

　　1802年冬天，由于不堪忍受清朝流官的殘暴統治，維西傈僳族領袖恒乍繃領導傈僳族人民進行了反對清朝反動統治的起義，起義歷時3年，參與民族除傈僳族外，還有納西族、藏族、怒族、白族、漢族等，起義覆蓋三江地區，進行了上百次規模不同的戰斗。起義失敗之后，數以萬計的傈僳人民從迪慶、麗江等地陸續遷入怒江流域，并且沿怒江和獨龍江而下，遷徙到保山、德宏、緬甸的密支那、泰國、老撾等地，形成傈僳族歷史上第三次大遷徙，整個傈僳族社會的人口重心也由迪慶、麗江地區向怒江流域傾斜，傈僳族也從此成為散居東南亞各地的跨境民族。

　　當我們重新梳理傈僳民族的文化和歷史記憶的時候，迪慶這片土地成為無法回避的必經之地。因為從第一次在漢史書中看見“傈僳”二字的公元600年前到2008年的今天，傈僳族作為迪慶地區的主要土著民族，在雪山峽谷之間繁衍生息了1400多年的時光，長達14個世紀。

　　迪慶成為傈僳族聚居歷史最長的地域，傈僳民族也在迪慶境內生活的漫長歲月中，留下了蒼涼的歷史印記和燦爛的傳統文化，成為傈僳民族精神寶庫中不可忽視的經典，迪慶這片土地也因此在傈僳民族文化中占據了不可替代的位置。但愿更多的傈僳學者加入到迪慶傈僳族的研究之中，逐步開啟這部厚重史書的神秘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