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在官辦船廠里，工匠常鉆管理不善的空子，虛報用釘數，中飽私囊。造船官員苦于釘子已釘入船中，無法取出稱量，只好聽之任之。當時，許元出任發運判官后，想要革除“虛報用釘數”這一弊端。

一天，許元來到造船工地，令工匠們拖出一艘剛造好的新船，當眾點火焚燒，付之一炬。等船燒完了，留下一攤船釘，許元命人從灰燼中撿出船釘，將船釘集中過秤，結果稱得這艘官船的鐵釘用量，僅為“所破釘十分之一”，也就是用釘數只有申報量的十分之一。

之后，許元依法嚴懲了弄虛作假者，并依據這次“稱釘”所取得的數據，作為今后每艘官船用釘量的參照標準，從而堵住了虛報用釘數的漏洞，杜絕了官船制造中的弄虛作假行為，許元也由此成為中國“材料定額”的首創者。宋人魏泰著的《東軒筆錄》記載了這則許元“燒船稱釘”的故事。

宋仁宗康定年間，宋朝與西夏展開了大規模戰爭，軍費激增，東南上供糧食被大量折成錢銀絹，投放到西北地區。宋仁宗慶歷初年（1041年），東南漕糧的供應出現了問題。“是時京師粟少，而江、淮歲漕不給，三司使懼，大臣以為憂。”時任參知政事的范仲淹推薦許元出任發運判官，負責征收茶鹽等稅，向京師運送谷粟等事。許元到任后，采取果斷措施，立即調集上千艘船，溯江而上，運糧進京。《宋史·許元傳》記載：“悉發瀕江州縣藏粟，所在留三月食，遠近以次相補，引千余艘轉漕而西，未幾，京師足食。”

當時，在漕運航行途中，好多船散架沉入江中，造成巨大損失。許元懷疑是造船時工匠偷工減料，少用了鐵釘，但卻沒有證據。而船主則自認為釘子已釘入船中，船已沉入江中，無法取出稱量，因而面對人們的指責極力狡辯。所以才有了許元“燒船稱釘”的故事，從此工匠們再也不敢偷工減料，不久，運糧船源源不斷地抵達京城。

許元是北宋宣州宣城（今安徽宣城）人，歷任國子監博士、三門發運判官、江淮兩浙荊湖發運判官等職，后知揚州、越州、泰州等地，官至工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許元“為吏強敏，尤能商財利”，“其術長于治財”。北宋年間，發運司的基本功能就是代表中央就近實施對六路財賦的控制和調集，其中最主要的一項，就是將東南上供中央的各類財賦，及時、足額、保質保量地調集到京師或指定地點，包括倉儲、舟船等漕運事務，茶鹽、鑄錢等課利之政，還有對相關路分的察舉和監督。宋代開始于轉運使、發運使下設判官，職位略低于副使，稱“轉運判官”“發運判官”。

北宋慶歷八年（1048年），歐陽修由滁州調任揚州知州，其間與許元結下很深的交情，兩人詩詞唱和不斷。當時，許元寫了“芍藥瓊花應有恨，維揚新什獨無君”的詩句給歐陽修，歐陽修便寫下了著名的《答許發運見寄》一詩：“瓊花芍藥世無倫，偶不題詩便怨人。曾向無雙亭下醉，自知不負廣陵春。”

許元去世后，歐陽修為許元寫了一篇墓志銘。歐陽修在墓志銘中還記載有許元的一個故事：許元在任鎮東軍節度推官、知潤州丹陽（今江蘇鎮江丹陽）縣時，正值丹陽大旱。按照規定，當地練湖的湖堤是不能開決的，“盜決湖者，罪比殺人”，但許元為了“借湖水溉民田，不待報，決之”。州守派人責問許元，許元回答說：“便民，罪令可也。”之后丹陽大旱解除，“由是溉民田萬余頃，歲乃大豐”。

（文章摘選自圖書《畫說廉政》）

（來源：山西省圖書館宣傳推廣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