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歸來 楊江勇 供圖

楊善洲捐資助學楊江勇 供圖

初到保山時，我并不認識楊善洲。1988年底，當時只有23歲的我到云南日報保山記者站工作時，楊善洲已從地委書記的位置上退了下來。

認識楊善洲是在地委小食堂。說是地委小食堂其實就是一間非常簡陋的臨時房。食堂里菜的品種單一，一直就是那么一兩個，經常在這里吃飯的都是一些剛畢業的大學生。但有一個人例外，他不經常在這里吃飯，有時是一個月，有時是兩三個月，有時半年才能見到。他的裝束也跟我們這些年輕人格格不入，總是戴著一頂綠色軍帽，穿一身洗得有些發白的藏青色中山裝，腳蹬帶有紅色泥土的解放鞋，皮膚黑黑的，身材瘦小，但很精干。他來時，手里拿著一個綠色花瓷大碗，默默地排在我們身后，沒人跟他打招呼，輪到他時，

只聽他輕聲細語地點上一份酸菜炒肉，然后坐在食堂的一角靜靜地吃，吃完后，要上一碗免費湯邊走邊喝。

起初，我也沒太在意，以為是地委大院里哪家的農村親戚。但見得次數多了，便起了好奇心。有一天指著在食堂一角的楊善洲問：“這農村小老頭是誰？”“你不認識？他就是保山前任地委書記楊善洲。”朋友的回答盡管語氣淡定，但還是令我大吃一驚，一個地方要員，一個地廳級干部竟是這樣不起眼，這樣低調。

自此，每每遇到他，我都微笑著跟他打招呼。倒不是因為他是什么大官，實在是打心眼里尊敬他。他也微笑著點點頭，盡管他不認識我。直到1991年，聽說他主動放棄組織上的安排，執意回到家鄉——施甸大亮山綠化荒山的事跡后，在地委小食堂我對他說要采訪他，他才知道我是記者。我的采訪要求他沒有答應。他說，這事很平常，沒什么好采訪的。

但我還是決定不管他同意不同意，一定要采訪到他。那天我坐上班車到施甸后，又搭上拖拉機，一路顛簸了十幾公里山路到了大亮山。在一間低矮潮濕的簡易的油毛氈房里，我見到了正低頭修剪著樹苗的楊善洲。他對我的到來很是吃驚，但很快露出了贊許的笑容。那天晚上，我們倆圍坐在火塘邊，用小土罐烤著茶，印象中少言寡語的他也終于打開了話匣子。他為什么不愿到省城昆明，為什么不愿留在保山，為什么回到大亮山……說到動情處，我甚至看到他眼睛里噙滿了淚水。他說他來自農村，他的衣食父母是農民，他離不開農村，他就想為農村做點事，他就想為農村的子孫后代做點事，于是，他選擇了大山，選擇了種樹。

我在山上呆了3天，每天楊善洲很早就上工地，中午在工地上吃干糧，天要黑時才回到駐地。因為我的到來，60多歲的楊善洲還親自下廚，力所能及地做出四五道菜來款待我。工人們說，他們沾了我的光。平日里由于條件艱苦，他們只能吃到一菜一湯。盡管這樣，老書記從沒有任何抱怨。最讓我過意不去的是，我去的第二天，他讓人去借了一套被褥，洗得干干凈凈。他說，城里人不習慣山里的潮濕，晚上蓋厚一點好，不要冷著。在山上的3天，每天晚上他都把燒好的水提到我的房間，他說白天走累了，燙燙腳好入睡。我走的那天，他早早起來，走了十多公里的山路，叫了輛拖拉機送我下山。

那一次采訪楊善洲后，我們便很少見面，他綠化荒山的面積越來越大，山里的事越來越多，很少回地委大院了。1992年初，我從保山調回昆明，從此再也沒見過他，只偶爾通過幾次電話，一晃就是20年。本報記者 鄧申吉

注：1991年，時任云南日報保山記者站記者的本報副總編輯鄧申吉采寫《大亮山那抹綠色的“晚霞”》，刊發于當年《云南日報》11月10日一版，在國內較早報道楊善洲上山建林場事跡的報道。

他曾說過，

死后把骨灰撒在雪松樹下

楊善洲1927年出生。1986年3月，他從保山地委書記職位上退休。當時，云南省委領導找他談話說：“你辛苦了一輩子了，退下來后到昆明來吧。”

楊善洲卻決定回老家種樹。他的決定遭到全家人的反對，楊善洲寬慰家人說：“在大亮山上白天栽樹，晚上烤火，不也是一種很好的生活方式嗎？”

昨日，懷著對楊善洲崇敬的心情，記者走進了楊善洲奮斗了22年的大亮山，在他生前扎根的這座大山沿著他的足跡踏訪。

剛進入林場，入口旁哨所房屋墻壁上一行醒目的標語“誓把荒山變綠洲，欲叫瘠地流甘泉”就吸引了記者的眼球。“這就是老書記在退休后扎根大亮山，奮斗了20余年追求的目標，也是他晚年要達成為家鄉父老做一點實事心愿的真實寫照。”同行的施甸縣委宣傳部工作人員向記者介紹。

從施甸縣姚關鎮出來進入林場后，在長約18公里的山路上，映入眼球的都是一排排長勢良好的茂密松林。在海拔高度約2400米的大亮山上穿行，迎面撲來的是松林的一股股清香以及在山風吹拂下傳來的一陣陣松濤聲。在楊善洲去世后，為深切悼念和緬懷這位可敬可親的老人，沿著進場部的山路，記者看到，每間隔不到10米，林場職工就在路旁的松樹上扎起一朵白花。在到達大亮山林場時，記者看到前來緬懷楊善洲的人絡繹不絕，有單位組織而來的、有周邊群眾自發而來的……

在他住過9年的油毛氈窩棚前，我們又一次看到了20年前他從地委宿舍移栽過來的盆景雪松。4棵雪松如今已經有七八米高，顯得格外挺拔堅強。

這是楊善洲最愛的樹種。在地委大院、姚關清平洞、油毛氈窩棚前，他都栽種了雪松。上次來大亮山，他曾在雪松樹下說過，死后要把骨灰撒在雪松樹下。

住院時，

他申請經費給村民建澡塘

楊善洲住院治療后，每天都有很多當地群眾和素不相識的人到醫院看望。一位姓張的老板，對楊善洲愈發仰慕的同時亦愈發困惑：人這一生辛辛苦苦打拼到底是為了什么？他要向楊善洲尋找答案。

病重的楊善洲已經無法正常說話，張老板卻說自己在看到楊善洲的那一刻忽然悟出了答案：人不能只是為錢而活。

按照楊善洲遺愿，他的骨灰被安放在他一直居住的林場。骨灰安葬點鮮花簇擁，4棵雪松包圍。后邊是楊善洲居住的林場舊居，一扇特殊的門呈現在眼前，它是楊善洲親手編制的，一半是木板一半是樹。里面有他生前常用的水壺、表面有厚厚一層茶垢的口缸，以及一張樹藤床。

對面是后來建成的林場，這里已經被建成了展覽室，每一個展覽室展覽了楊善洲一生的部分照片和遺物。

這5年多來，每年楊善洲都要到保山市人民醫院住上一兩個月。保山市人民醫院呼吸內科副主任蘇平醫生說，這次楊善洲病情比較重，是8月20日入的院，當時是以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發作、肺心病、呼吸衰竭、心力衰竭收住院的，每天專門有兩個護士24小時輪流值班護理他。楊善洲住院以來沒有提過任何特殊要求，也沒有一點領導的官架子，平時到病房里去，他都跟你聊聊天拉拉家常什么的，和藹可親跟自己的親人一樣。

10月9日凌晨3點多時，楊善洲病情突然又加重起來，缺血缺氧、整個心肺衰竭，話也不能說，大腦也不清醒，后來連忙轉到重癥監護室去搶救，到第二天去看他時已經不行了。蘇平悲痛地說，在重癥監護室看到楊善洲雙眼緊閉，就像是睡著了一樣，表情還略帶微笑，看上去非常慈祥，心里真接受不了。

蘇平告訴記者，楊善洲住院時，保山市委書記來看望他，楊善洲提了一個要求，跟政府申請5萬元經費給村民建一個澡塘，都病成這樣還想村里的人真是難得呀。

盡管身處病房，楊善洲每天必看新聞，他總喜歡關心一下國家大事。蘇平還記得，在老書記病逝的前5天，中午去給楊善洲觀察病情時，楊善洲緊緊握著他的手有半個小時之久，聲音嘶啞地說：“你吃飯了沒有，醫院里的伙食好不好？”聽了這話，蘇平眼睛濕潤了。

一位主管護士向記者說到，在楊善洲病逝的頭一天，她值夜班。凌晨3點多時，楊善洲突然心情煩躁情緒不穩定，他的家屬連忙打開電視搜索一個抗日的電視劇給老書記看，病情才慢慢穩定下來。

記者了解到，楊善洲的事跡傳開后，每天都有人前來緬懷他。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已有近兩萬人前來悼念。

彌留時，

他心里還記掛著國家大事

在擔任大亮山林場義務承包人的20年間，楊善洲接受的唯一報酬是：每月70元的伙食補助，1996年，隨著物價上漲，林場將補助標準提高到了100元。2009年底，保山市委、市政府為楊善洲頒發特別貢獻獎，并給予一次性獎勵20萬元。今年5月，楊善洲將其中的10萬元捐給了保山一中，6萬元捐給了林場和附近的村子搞建設。

善洲林場副廠長周波和楊善洲二女婿蔣正軍，兩人在楊善洲老人去世前一直守護在老人身邊。老人在離世前的點點滴滴，他們都記憶猶新。

周波介紹，從10月份起，盡管各級領導都很關心老書記病情的治療，醫院的醫護人員也盡了最大努力，但老書記的病情還是日漸嚴重，身體狀況也每況愈下。而且到了后來由于脖頸受癌細胞的壓迫致使老人說話十分困難，但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老人仍不忘自己是一個黨員，仍記掛著國家大事。

蔣正軍說：“我們設法把老人的子孫后代都召集到了病床前，但老人對自己的家事卻沒有過多交代，只是囑咐我們在他不在后要多照顧好岳母。另外就是關照正在大學讀書的二孫子一定要好好學習，要拿畢業證回來。”蔣正軍回憶說，當時，從學校趕回來看外公的孫子對著爺爺的耳朵大聲說：“外公，請放心，我一定拿畢業證回來給你。”老人聽后握住孫子的手說：“我還不曉得你會拿畢業證回來噶？”話畢，臉上露出了滿意的笑容。

楊善洲去世前只交代了3件事：除了照顧岳母，第二件就是林場要繼續好好發展，而第三件事，老人還是不忘自己是一個老黨員，記掛著國家大事。

他從街上撿回的果核，

已長為繁茂樹林

人們真正體會到楊善洲造林之舉的功德無量是在這場百年一遇的旱災中。

2010年春天，已持續半年的干旱讓云南很多地方群眾的飲水變得異常困難，施甸縣大亮山附近群眾家里的水管卻依然有清甜的泉水流出，他們的水源地正是大亮山林場——隨著大亮山植被狀況明顯改善，山林的水源涵養功效得以很好發揮，附近村委會架起水管，將泉水從林場引到村里，通到各家各戶，村民再也不用為吃水犯愁。

楊善洲的家鄉就在大亮山腳下的姚關鎮陡坡村。兒時，母親常帶他到山上挖野菜、草藥等到集市上賣。原來這里林木參天，當年大煉鋼鐵時大量砍伐樹木，后來當地貧困農民又大規模毀林開荒，原本翠綠的大亮山變得山禿水枯，生態遭到嚴重破壞，周邊十幾個村寨陷入了“一人種一畝，三畝吃不飽”的困難境地。“再這么下去，子孫后代的日子可怎么過？”楊善洲憂心忡忡。

退休前，楊善洲到大亮山實地考察。家鄉的人聽說他要回來種樹就勸他：“你到別處去種吧，這地方連野櫻桃樹和杞木樹都不長。”然而，他還是來了，他以普通大山之子的身份帶著一顆赤子之心回來了。退休當天，楊善洲背起鋪蓋，趕到了離大亮山最近的黃泥溝。翌日，大亮山國社聯營林場正式掛牌成立。那天，他們人挑馬馱把糧食、行李搬到離公路14公里遠的打水桿坪子，臨時搭建了一個簡易棚安營扎寨。深夜，狂風四起，棚子被掀翻，傾盆大雨又不期而至，幾個人只好鉆到馬鞍下，躲過一個風雨交加的夜晚。就這樣，楊善洲帶著縣里抽調的幾個同志開始了艱苦創業。

要把大亮山變成林海，需要大量的樹苗，可沒有資金去哪弄樹苗呢？楊善洲可謂絞盡了腦汁。很長一段時間里，他每天和林工們帶上工具，到處尋找樹苗。樹苗太缺了，以至于他不得不把平時種下的幾十盆盆景也全部移種到大亮山上。這些原來擺放在家里的雪松、白梅、銀杏，從此在山上盡情地汲取雨露和養分，自由自在地生長，如今這些庭院花木都已經成為挺拔的大樹，成為裝點大亮山的一抹別致的色彩。

而20年前楊善洲從街上撿回來的果核，如今已經成長為一大片繁茂的樹林。

原地委書記到大街上撿別人扔掉的果核，這在當時成為轟動保山地區的新聞。可是楊善洲不在乎，林場資金緊，省一個是一個。“可你是地委書記啊，在大街上撿別人吃剩的果核，大家會怎么想？”有人開導他。“那是他們的事，不花錢就能弄到種子，我覺得沒有什么不好。”他說。

記者 崔敏 云南日報記者 程三娟（春城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