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法治思想與當今依法治國

早在兩千多年前的戰國時期，前期法家杰出代表人物韓非子就提出了以法治為中心，法、術、勢相結合的政治思想體系。法，就是統治者公布的政策、法令、制度。而另一位前期法家代表商鞅則首先提出“法”治的主張。韓非子強調，治國要有法治，賞罰都要以“法”為標準。法是整個社會的行為準則和規范，任何人都不能獨立于法外。韓非子說：“法不阿貴，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也就是說，在“法”面前，不存在貴族和平民之分。法家主張“一斷于法”，而不論親疏、貴賤、上下、尊卑。《商君書。賞刑》說道：“所謂壹刑者，刑無等級，自卿、相、將軍，以至大夫、庶人，有不從王令、犯國禁、亂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敗于后，不為損刑。有善于前，有敗于后，不為虧法。”從這里可以看出，法家主張的“刑無等級”有兩大特征：第一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君主不在次列），第二是廢除貴族（不論舊貴族還是新貴族）的赦免和贖刑特權。這兩點都是對西周以來“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徹底否定。由于破除了貴族人治，代之以國家法治，因而加強了君主集權，不但大大有助于軍令、政令的統一，而且為后來實現全國大一統奠定了基礎。法家所主張的法治，是將法律公之于天下，“使天下之吏民無不知法者”。這種法律觀念，一直為后來歷朝歷代所承襲，對于鞏固國家的統一，維護社會的穩定，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歷史發展的過程證明，重視法治就會推動社會的發展，使國家昌盛富強；破壞或淡視法制就會阻礙社會的發展，導致政權的衰敗。習總書記也指出：“法治興則國家興，法治衰則國家亂”。可以說，“法治”是盛世的標志之一。

今年備受矚目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主要議題就是研究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重大問題，要用法治為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保駕護航。而依法治國的基本要求，就是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有法可依”是法治的基礎。目前，我國已經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的主要領域都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是法治的關鍵。我國憲法規定,一切國家機關、武裝力量,各政黨和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單位和所有公民都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在依法問題上,別無例外；“執法必嚴”是法治的必然要求。只要法是“良法”,那么執法越嚴格,民主的意志就越能得到實現；“違法必究”是法治的最終保障。違法而不追究,法律必將失去權威和人們的信仰,也必將鼓勵違法,最終使法律形同虛設。

雖然古代“法治”著力維護的是專制主義統治，是皇帝的御用工具，法自君出，權大于法。但古代法制中許多內在規律成為法盛政興的必要條件，許多法制經驗和規律，是今天法制建設的有益借鑒。仔細研讀古代法治思想與現今依法治國“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基本要求，不難發現，現今依法治國的基本要求是古代法治思想的發展與延續，是去其槽粕，取其精華的必然結果。（迪慶州政協 李建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