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日軍占領后的廣州：民眾泥巴粘剩谷淘洗后果腹

學者研究

日軍廣州活體解剖

悄然殺害港粵人民

“那是活體，心臟仍在跳動，為了止血用鉗子鉗制血管。把血管拉出來在顯微鏡下觀看，只見紅血球和白血球都聚攏成簇。心臟跳動時它們就滾動。地下室里有浸尸體的水槽和很多用福爾馬林浸泡、裝在壇子或大瓶子里的頭顱、內臟標本很多。被解剖有50個以上。”

——日本民間友好人士糟川良谷關于日軍細菌戰實地調查的訪問記錄

廣州日報訊 (記者陳向軍)1942年，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日軍在東北有臭名昭著的“731”部隊，在廣州也有一支“波字第8604”細菌部隊。它以當年中山大學中山醫學院為本部，用粵港難民進行活人試驗、活體解剖，開展細菌實驗、進行細菌戰，短短數年間悄無聲息地殺害港粵人民。在廣州，學者沙東迅從1994年就開始調查這段塵封罪惡，歷時二十余年。近日《說吧》欄目對話沙東迅，由他的講述揭開一系列歷史秘聞。

百姓浮生

黃包車

“包租頭”抽成 車夫賣苦力

談到普通百姓在淪陷期間的工作生活，史料記載，少壯者有為敵人造泥工(土方)，建筑防御工事或開辟及修理飛機場等，以謀生活。有產業在淪陷區者，多回來辦業權登記或拍賣產業，以維持生活。

由于市內逃難頻頻，需要交通工具者眾，據了解，從1938年10月淪陷起，直到1945年8月，這七年的時間，客運、貨運的交通工具，幾乎沒有一輛機動車，全靠人力車運載。從事拉“黃包車”的工人群體越來越多，收費沒有固定標準，按習慣計價，大約由第十甫至西濠口收一角五分至二角。

當時經營和出租人力“黃包車”的，有福安、利昌、永平、厚興、榮利等五間公司。這五間公司，均設在西湖路一帶，最旺盛時期，大約有5000輛車左右，由偽政府公用局人力車組合——這個機構管理，凡從事拉“黃包車”的工人，均要先領取駕駛執照，才準接運乘客。領取駕駛執照的手續，由出租“黃包車”公司，介紹到人力車組合，填具申請表，表上要覓具商店蓋章，經偽政府公用局批準后，才發給執照。

但是拉“黃包車”的工人，在領取駕駛執照時，要覓具商店蓋章擔保，大多數拉車工人，都是貧苦大眾，在當時社會沒有人看得起他們，怎能找商店蓋章擔保自己。因此，出現租賃“黃包車”的“包租頭”，他們是有地方勢力為靠山的，代覓商店蓋章擔保。凡經過“包租頭”轉租的車，每部車每天租金用二至三角軍用票計算。車輛租用后，維修、保養等費用，均由承租工人負責。

從這筆經濟賬來看，淪陷時期“揾食”之艱，不可謂不艱難。于是，市面出現了木制“大板車”和“豬籠車”兩種，不用領取駕駛執照，只要有力氣就可以租來拉。

鴉片

開賭開煙荼毒百姓　　

1939年初，隨著附近各鄉相繼淪陷，逃往各鄉避難的市民，又陸續返回廣州。敵偽雙方皆宣稱要繁榮廣州、開賭開煙。

據史料，1938年漢奸占用了廣州十三行華南銀行地址成立福民堂，二樓用作辦公廠，樓下用作工場，承辦全省淪陷區鴉片煙膏專賣。1942年，鴉片煙毒至此蔓延漸廣，不論貧富的老百姓或機關的公務員吸食者漸多，幾乎形成了一種風氣，在工作時打瞌睡者日多。

百姓實在不忍，奔走呼吁，要求當局禁絕鴉片。汪偽政權假意承諾，成立廣東禁煙局。但親歷者許耀震曾在1940年~1945年于汪偽政權的廣東禁煙局任檢查員，他撰寫回憶錄，大聲抨擊當時的黑歷史：“實際無一不是與他們所宣揚的背道而馳，擴大鴉片的經營以中飽私囊。”

他說，當時禁煙局與戒煙藥膏專賣所，他們銷售的戒煙藥膏，恰恰就是鴉片煙膏；發起所謂的“鏟煙苗運動”，用大卡車數輛滿載砍倒的罌粟，掛大幅橫額寫有“廣東省禁煙局鏟煙苗隊”巡游市內，耀武揚威。實際上，罌粟按時節確實要砍倒，而禁煙局不過是到鄉下收割果實，收取煙土，干著“掛羊頭賣狗肉”的活。（云南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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