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影里的家國情懷——電影《南京照相館》觀后感

“銘記歷史，吾輩自強”。當《南京照相館》影片結(jié)束，片尾出現(xiàn)這八個字的時候，作為一名觀眾，我還在座椅上久久不愿離去。觀看了電影《南京照相館》，心里五味雜陳，一張張小小的相片，也能讓人體會到家仇國恨的滋味，讓人永遠銘記這一段痛苦的歷史，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和平。

由申奧導(dǎo)演執(zhí)導(dǎo)，劉昊然、王傳君、高葉、王驍領(lǐng)銜主演，周游特別出演，楊恩又、原島大地主演，王真兒友情加盟的電影《南京照相館》一經(jīng)上映，就在暑期檔引發(fā)了一股觀影熱潮。這部影片的場景、畫面來源于南京大屠殺期間日軍的真實罪證影像，真實還原了1937年南京的那場災(zāi)難，通過高清影像資料，讓觀眾仿佛回到那段歷史。電影7月19日開始試映，直到7月25日正式公映第一天，已累計吸引了超過500萬觀眾觀看，票房也突破了2億，在豆瓣上得到了8.5分的高分評價。

《南京照相館》能夠取得不錯的成績，主要靠的是精彩的故事和演員的精彩演繹。影片的情節(jié)走向與那些聚焦正面戰(zhàn)場、講述宏大史詩的抗日題材作品不一樣，它的鏡頭更多地關(guān)注在大屠殺時藏身照相館的幾位普通百姓身上，用小故事講述重大歷史事件。

沒能隨郵政局逃離南京反而免于一死的郵遞員阿昌（劉昊然飾），被只會拍照不會洗印的日本攝影師誤認為是照相館學(xué)徒，而真正的照相館主人老金（王驍飾）一家四口躲在照相館的地下室里避難。翻譯官王廣海（王傳君飾）一面為日軍服務(wù)力圖保住自己及妻兒的性命，一面又為了情人林毓秀（高葉飾）能拿到通行證而謊稱她是阿昌的妻子，讓她搬進了照相館。曾經(jīng)救了毓秀一命、原本是南京警察的國軍雜牌軍“逃兵”宋存義（周游飾）也被毓秀偷偷帶進了這個偏安之所。這一群人成為了命運共同體，他們開始是為了活下去而忍耐著茍且生存，但隨著一次次看見洗印的照片里的影像，他們的良知和民族情感讓他們逐漸發(fā)生著改變，變得可以為了一些超越個體生死的事情而冒險乃至犧牲。

王傳君扮演的王廣海是個“投機分子”，靠著會點日語，早早就投降，成為了“漢奸翻譯”。一天，一名會沖印照片的日本人來到南京城墻挖磚塊，宋存義躲在車底也跟了出來。為了給弟弟報仇，為了保護阿昌以及照相館里的人，宋存義與日本人進行了激烈的廝殺。當宋存義占了上風(fēng)，日本人的手槍掉落在王廣海腳邊時，他對日本人的求救無動于衷，任憑宋存義用磚塊肆意捶打。也許那一刻他不是害怕，而是看到了日本人殘忍無情，內(nèi)心也燃起了一束愛國火苗。

王驍飾演的照相館老板金承宗，是個家庭美滿的中年人。憑借一手出色的拍照技術(shù)，再加上滿嘴的高情商吉祥話，讓他的照相館成為南京城數(shù)一數(shù)二的照相館。這段時間，日軍攻城時，他帶著家人藏在地下室里，還教阿昌快速學(xué)會了沖洗照片的技術(shù)，同時也替宋存義療傷。當日軍的魔爪伸向歌女毓秀時，他立刻拿起大斧子，從背后狠狠一擊，瞬間擊斃了敵人，他那種勇敢果斷跟之前的樣子判若兩人。

在《南京照相館》中，劉昊然飾演的郵差阿昌的角色轉(zhuǎn)變令觀眾動容。從最初只求自保的普通人，到最終舍命傳遞日軍罪證的勇士，阿昌讓我們看到了無數(shù)國人奮起反擊的勇氣。阿昌的郵差編號是“1213”，正是南京淪陷的日期，這個數(shù)字承載著整個民族的集體記憶。影片高潮處，阿昌面對日軍攝影師伊藤，用盡最后力氣吼出南京的地名：“教敷營！雨花臺！挹江門！中山門！中華門！我們中國人不許可你們這么糟蹋！”這聲聲吶喊，不僅是一個人的抗爭，更是整個民族的怒吼和回響。

《南京照相館》最具獨創(chuàng)性的敘事支點，在于揭露日軍“親善宣傳”相片的虛偽本質(zhì)。歷史記載顯示，1937年12月南京淪陷后，日軍為掩蓋屠城真相，專門組織攝影隊拍攝“日軍與南京市民友好相處”的虛假影像，包括施舍糧食、分發(fā)玩具、醫(yī)療救助等場景。這些照片被制作成宣傳冊在國際上散布，企圖扭轉(zhuǎn)輿論對其戰(zhàn)爭罪行的譴責(zé)。《南京照相館》通過高葉飾演的毓秀等平民被迫參與擺拍的情節(jié)，將這一歷史細節(jié)具象化。鏡頭前，她強顏歡笑接過日軍士兵遞來已經(jīng)被摔死的嬰兒，與劉昊然飾演的郵差阿昌強裝笑顏拍全家福。這種“臺前溫情脈脈，臺后血腥暴力”的強烈反差，揭示了日軍偽善的一面。

《南京照相館》主人公的原型是羅瑾，他是南京大屠殺期間冒死保存日軍暴行照片的關(guān)鍵歷史人物。1937年日軍占領(lǐng)南京時，15歲的羅瑾在南京市長江路估衣廊的華東照相館（電影中化名為“吉祥照相館”）當學(xué)徒。

1938年1月，他沖洗日軍軍官送來的膠卷時，發(fā)現(xiàn)了記錄屠殺、奸淫等暴行的照片，于是冒險加洗30余張，精選16張制成相冊，封面畫有滴血心臟和“恥”字。1940年，羅瑾將相冊藏于毗盧寺床板下，后因偽憲兵搜查轉(zhuǎn)移至廁所墻洞，但相冊最終遺失。同年，培訓(xùn)隊學(xué)員吳旋發(fā)現(xiàn)相冊藏于佛像底座，1946年將其提交給南京市臨時參議會，成為南京大屠殺案“京字第一號證據(jù)”。

影片結(jié)尾，攝影師舉起正義的相機，拍下了抗戰(zhàn)勝利后處決日本戰(zhàn)爭罪犯的鏡頭，這時的相片已經(jīng)不是電影開頭時的屈辱相片，而是中華民族奮起的歷史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