窮盡一生書寫為民情

——記保山市人大代表、原保山地委書記楊善洲

楊善洲昔日栽下的小樹苗如今已枝繁葉茂。

　　采訪期間，記者聽說了一件事：楊善洲自1950年把妻子迎娶進門以后，一心撲在工作上的他就再也沒有時間去過妻子家。上世紀70年代末的一天，他的岳母到姚關去趕街，看到一輛汽車從街上過時聽人提到了女婿的名字，老人想上去和久未見面的女婿打個招呼，可一晃車子就直奔鄉下去了。直到臨終前，老人都沒再見過自己的女婿楊善洲……

　　到底是怎樣一個人會“無情”和忘我到這種地步？從1955年任施甸區區委書記到1988年從保山地委書記崗位上退休，30多年的時間，他都在忙些什么？

　　與楊善洲謀面是在他的家中。老人穿著一件灰色的舊卡基布中山裝，坐在一張棗紅色的老式木沙發上。那一刻，讓人感覺像是穿越時空，回到那久遠的年代……

　　“每次下鄉，他都把鋤頭帶在身邊”

　　1965年的一天，一個頭戴竹葉帽、腳穿草鞋的中年人出現在施甸縣某人民公社，打聽公社領導在哪里。接待的同志一看來了個老農，而領導正準備接待縣委書記，就隨口打發說領導不在。來人一聽沒作聲，轉身就去村子里面轉悠了。過了約定好的時間，公社領導仍然沒見到縣委書記，仔細一打聽才知道是接待員把縣委書記當成老農給打發走了。這位縣委書記就是楊善洲。

　　做過9年石匠、工農干部出身的楊善洲，當了保山地委書記，依然保持著淳樸的農民本色。他臉色黝黑，雙手老繭，和農民一起鋤田、栽秧，走家串戶體察農民的困苦，給受冤屈的人主持公道，自掏腰包給困難戶力所能及的幫助，下鄉不給農民添負擔，從來都自掏飯錢……

　　“每次下鄉，他都把鋤頭帶在身邊。”給楊善洲擔任秘書11年，祝正光印象最深的就是楊善洲時常和農民群眾一起下地干活。“那時他有一半的時間都在基層，每天天不亮，我們就出了地委大門，天黑之后才回來。地委開會都在晚上。”祝正光說，“書記一直認為，與農民群眾一起勞動是了解基層、了解農民疾苦很重要的方式，和農民在一起了解到的情況最真實。”

　　1980年10月，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同志到保山考察。總書記提前抵達，地委的同志迅速到板橋公社去通知地委書記楊善洲，到了公社才發現，他正在田里頭和農民一起插秧，褲腿挽到了膝蓋上，貓著腰只顧忙碌，聽到工作人員的喊聲，他才回過神來，趕緊拔腿往回跑。“楊書記是換了衣服才去見胡耀邦總書記的，可他和農民一起插秧的事還是傳到了總書記的耳朵里。總書記感嘆說像楊善洲這么樸實的地委書記還真不多見。”祝正光說。

　　在楊善洲眼中，人民的事馬虎不得。1988年，當時駐板橋漢莊的地委工作組接到板橋鎮宗家山村楊春蘭老人的申訴。老人去賣豬，半路上被人截住，一口咬定是老人偷了他的豬，并扯著老人來到了地委工作組要求主持公道。工作組負責處理此事的人輕信了對方的話，責令楊春蘭立即將豬送還給對方，并罰款80元。老人含冤叫屈告到了工作組。楊善洲得知此事后，馬上責成工作組與地委信訪辦公室的干部進行調查核實，并要求將處理結果報告他本人。經過認真核查，事情很快真相大白，原來楊春蘭所賣的豬是別人偷了轉賣給他的，他自己毫不知情。“我們處理的任何小事都可能是關乎群眾切身利益的大事，不管什么時候，都不能馬虎行事，不能傷了群眾的心。”事后，工作組專門派人當面向楊春蘭道歉，并賠還所收的罰款。

　　“老書記12歲失去父親，陪著母親艱難度日，從小就深深地體味到身為一個農民的諸多難處。因此他處處從農民的角度去理解農民，從農民的角度去思考怎樣‘為民’，并從農民的角度去思考怎樣‘為官’，這使他與父老鄉親始終保持著一種水乳交融的緊密聯系。”在楊善洲身邊工作過8年的保山日報記者蘇加祥這樣解讀這位“農民式”的地委書記。

　“別人不理解我，你還不理解我？我真的沒錢”

　　我們來到了施甸縣大柳水自然村楊善洲的老家。這是一個普通的農家小院，較之于周圍的院落，沒有什么特別之處。我們最先看到的是他的老伴。在丈夫為了事業和理想顧不了家60多年的歲月里，這位叫張玉珍的老人默默地擔起了家庭的全部責任。

　　楊老家現已是四世同堂，他的大女兒、孫子、重孫和老伴一起生活。2008年，孫子攢夠錢新建蓋了房子，一家人的日子過得平凡而融洽。但是，在楊善洲常年顧不得回家的歲月里，這家人曾經歷了常人難以想象的艱辛。

　　1975年夏天，家里的房子因年久失修，每逢下雨便到處漏雨，全家老小實在無法在屋里居住。張玉珍沒辦法，專程跑去找楊善洲，叫他無論如何想辦法拿點錢給家里修房子。楊善洲聽了，久久無語，掏出身上僅有的30元錢交給妻子說：“你先拿這30元錢回去，買幾個瓦盆接一下漏雨，暫時艱苦一下。”張玉珍接過30元錢，含著淚水回到了老家……她告訴孩子們：你們的父親確實沒辦法，他很窮，我們以后再也不能去給他添麻煩了，家里的日子我們先湊合著過吧。

　　1995年，楊善洲已經退休并回到大亮山種樹。出于楊善洲進城給林場辦事住宿方便的考慮，全家想方設法借了5萬多元錢在施甸縣城的附近買了一塊地，勉強蓋起了一間房子。房子是蓋起來了，但這5萬元的債怎么還？張玉珍專門找到楊善洲：能不能湊點錢還還賬？楊善洲東拼西湊拿出了9600元，“你一輩子就攢了這么點錢？”老伴問。楊善洲擺了擺手：“別人不理解我，你還不理解我？我真的沒錢！”看著老伴無奈的神色，張玉珍只好又一次含著淚水回到老家，把剛剛蓋起還沒來得及住的房子賣了。

　　楊善洲的大女兒楊會菊向我們講述了另一件更讓人心酸的事。她3歲那年，一天深夜忽然高燒昏迷，奶奶和媽媽急得頂著暴雨爬山路連夜趕往施甸縣城。山路崎嶇不平，路過一個山崖的時候，奶奶因走路慌亂而失腳，身子往山崖下傾倒，母親急忙伸手去拉奶奶，不料由于失去重心，3人一起掉下了山崖，掛在了一蓬枯藤上……回憶起昔日的艱難，年近花甲的楊會菊含著淚水，輕輕地撫摸著母親的手說：“父親不容易，我媽更不容易啊！”

　　楊善洲的小女兒楊會芹回憶說：“我8歲時，第一次見到了父親。當時因為奶奶病重，父親趕回家來送藥。母親對我說，這是你爸爸，趕快叫啊，我卻害怕地躲開了。”

　　楊善洲退休后，組織上安排他到昆明安度晚年，一家人欣喜萬分，以為終于可以與在外忙了幾十年的父親共享天倫之樂了，不曾料想，他卻一頭扎進了家鄉的荒山……

“不行！我沒這個權力”

　　一個老地委書記的妻子和家人怎么會在農村？從大柳水村出來后，這個疑問一直在我心頭縈繞。

　　“是老書記自己不讓辦‘農轉非’。”熟悉情況的人解釋。1964年，楊善洲擔任施甸縣委書記時，組織上提出把他愛人轉為城鎮戶口，他謝絕了；1978年，上級組織部門有個通知，地、師級干部，家在農村的妻子、母親、不滿16歲的子女可以轉為城市戶口。當時，楊善洲家除大女兒外，都符合進城的條件。當組織部門將他家“農轉非農業人口”的報告打上去時，他堅決要求撤銷報告。他說：“身為領導干部，我應該帶個好頭。我相信我們的農村能建設好，我們全家都樂意和8億農民同甘共苦建設家鄉。”

　　自己常年不在家，政策允許范圍內的照顧也不給家人享受，楊善洲做過的類似事情數不勝數。

　　1982年盛夏的一天，保山地區中專生招考張榜處，有個18歲的姑娘眼睛睜得大大的在榜上尋找了無數遍，還是沒有看到自己的名字。楊善洲過來拍拍自己小女兒楊會芹的肩頭說：“別難過，明年再考。”“爸爸，要是明年還考不上你能給我安排個工作嗎？”女兒可憐巴巴地問。楊善洲緊鎖眉頭，嚴肅地看著女兒：“不行！我沒這個權力。”

　　1986年，姚關鄉的一位副鄉長在楊善洲家看到老書記的老伴和女兒們正在吃包谷飯，得知老書記家里的糧食不夠吃只好用包谷摻在飯里時，這位副鄉長流淚了，當即讓鄉民政給老書記家里拉去了兩袋救濟糧。楊善洲知道后，批評了他：“好多人家連包谷飯都吃不上呢，接濟要接濟比我們更困難的家庭。”他叫家里人將送來的糧食退了回去。這一類的故事至今仍在當地群眾中廣為流傳。

　　隆陽區芒寬鄉現在是保山市有名的小粒咖啡之鄉，全鄉的咖啡連片種植面積超過萬畝。可在30年前，這里的咖啡樹只是零零星星。咖啡種植產業的長足發展是在楊善洲走進芒寬田間地頭，鼓勵群眾大力發展咖啡種植之后發生的。1980年10月，楊善洲到了潞江壩的芒寬公社。他聽說新光大隊有位叫朱自祥的社員，種植咖啡成了出名的冒尖戶，曾因種咖啡挨過批斗，便想讓朱自祥帶頭發展咖啡種植。楊善洲踏進朱自祥的家園，摸著咖啡樹說：“過去，我也沒頂住‘左’的妖風……我看這咖啡樹是搖錢樹。”

　　朱自祥一顆懸著的心落了地。楊善洲又說：“你家6口人，光是咖啡這一項收入就是人均300多元，再加上其他經濟收入，已提前達到了小康水平啦！好啊，你這個典型應該快快推廣。”就在那一年，全國咖啡生產會議現場會在芒寬新光大隊召開。從此，咖啡種植在芒寬得以迅速發展。

　　“不管什么時候，都不能脫離群眾，都不能損害人民的利益，要多為老百姓辦實事。”這位84歲的老黨員說。（來源：云南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