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寶鶴（1903年—1968年），又名夏保六斤（“夏保”是藏語譯音，意為巖根腳，是寶鶴家的戶名，六斤是漢語小名），藏族，中心鎮金龍街人。初小畢業后，輟學務農，有時幫人趕馬馱腳或背背子運送貨物。27歲后到龍達河金廠（在今木里縣）當沙丁2年。后多輾轉雅安、打箭爐、西昌等地做生意。當過東旺千總何榮光和把總衣尖果洛的侍從，在這期間他結識了東旺及鄉城、稻城等縣的許多頭人。1938年回家后，亦農亦商，先后擔任過藏公堂的“古潤”“古格”（意為大小管事或執事，每任為期1年，按藏公堂制度，任過3屆管事者，方可晉為老民，豁免公務，參與議事，是為公堂的權威者），與社會各階層、各行業廣泛聯系和接觸。1940年—1944年，在西藏和印度“鑄記”商號當先生，有所積蓄。1945年回麗江做生意，他走南闖北，廣交朋友，圖謀發展，均不得志，家庭經濟時好時壞，1948年末只好回家靠種15畝地養家糊口。

1949年，趙寶鶴等城區的青壯年，通過縣長、土司及藏、漢團的同意，各階層人士的支持，在原有城防組織的基礎上，組建了城防義務大隊，任副大隊長。

1949年6月滇西工委派遣中共地下黨員劉漢勛、何其昌回中甸縣城開展工作，主要任務是組建一支騎兵武裝和發展黨的組織，以城鎮為中心逐步開展工作。劉、何以他們在縣城的社會地位進入城防義務大隊，任隊部常委，與趙寶鶴一起工作。趙寶鶴也在他們的影響和幫助下，提高了覺悟，于同年9月經何其昌、劉漢勛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恰逢滇西工委派王以中率代表團親臨中甸縣城與汪學鼎談判和平解放中甸事宜，在王以中主持下，為他舉行了入黨宣誓，建立了地下黨縣城臨時支部，指定何其昌為支部書記，劉漢勛為副書記，趙寶鶴、何世昌、閔鴻兆為支部委員。分工趙寶鶴抓武裝和發展組織等工作，把由他參與組建起來的城防義務大隊牢牢掌握在黨的手里，成為人民自衛的一支武裝組織。后來，它的許多成員加入了黨和黨的外圍組織“民青”，為中甸的和平解放作出了積極貢獻。

當王以中率領滇西工委代表團到達縣城時，正值汪學鼎接受盧漢的委任令，就任中甸縣副縣長，大擺筵席，戲班唱戲3日為其祝賀之時。汪學鼎此刻根本無心談判，他表面同代表團周旋，背地卻密謀策劃，于9月3日在離城十余里的箐口設伏襲擊代表團，制造了箐口流血事件。王以中在箐口脫險避回縣城，趙寶鶴及時指派松永年、汪丹從吉仁繞道，護送王以中安全返回劍川解放區。

1950年5月10日，解放軍進駐縣城，中甸和平解放。趙寶鶴擔任縣公安局副局長。他以與本地及康南一帶上層頭人有過交往的社會條件，協助駐軍首長廖運周和縣領導貫徹執行黨的“團結、生產、進步”的方針政策，對疏通民族關系、爭取和團結上層人士、積極而穩妥地展開工作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橋梁和助手作用。1950年，他按廖運周師長的指示，親自派遣東旺把總松盈巴等到東旺做團結桑察阿堅的工作，經過耐心地說服教育，在黨的政策感召下，桑察阿堅于7月初到達縣城，拜見了廖師長和縣政府領導，為爭取上層人士、安定社會、團結各階層和各族人民起到了良好的作用。趙寶鶴還多次到歸化寺（松贊林寺），與宗教上層人士促膝談心，做宗教界人士的工作。在他的努力下，許多宗教界上層人士都先后到內地參觀、學習和到政府工作，密切了黨和政府與宗教界人士的關系。

1951年5月，三壩楊振華在汪曲批的支持下，挑起武裝叛亂，殺害工作人員和人民群眾。為平息叛亂，趙寶鶴根據地委和廖師長指示，冒著生命危險親自到小中甸去見汪學鼎，想通過汪去爭取楊振華，但他在向卡村（汪學鼎住地）連住3天，汪卻避而不見，目的沒有達到。后來，他積極配合部隊和武裝民兵進行軍事圍剿，積極爭取叛匪投誠，迅速平息了叛亂。

1952年汪學鼎叛亂，逃匿東旺，趙寶鶴陪同廖師長深入東旺，爭取汪學鼎投誠，經過軍事圍剿和政治瓦解，終于迫使汪學鼎從東旺木紐雜宗巖洞出來繳械投降，平息了叛亂。

1955年，鄉城縣反動上層發動叛亂。為平息叛亂，防止叛亂波及鄰近鄉城的東旺區，趙寶鶴在布置東旺辦事處密切注意敵情、做好群眾工作、防范叛匪竄入的同時，親自率公安隊到鄉城，配合四川部隊平息叛亂，爭取了下魯拉茸達結、白當吹等頭人投誠，繳槍25支，穩定了鄉城的局勢。

1956年，農村覺醒的群眾要求減、緩以至廢除麥債的呼聲日益高漲，而寺廟則堅持舊規，不但顆粒不減，對逾期者還準備采取懲治手段，矛盾十分突出。為了使即將開始的和平協商民主改革順利進行，趙寶鶴帶領大中甸的夏那古瓦等部分老民到歸化寺各康參協商，耐心說服教育，寺廟同意對逾期無力交納的不加懲治，改由來年補交，緩和了矛盾，保護了群眾利益。

1956年11月，歸化寺少數反動的上層喇嘛經過長期串聯，為挑起大規模的武裝叛亂，在寺內召開了以叛亂骨干為主，有17村老民頭人參加的“布拉會議”（因會址在歸化寺演練跳神的場所布拉，人稱“布拉會議”）策動叛亂。為了盡一切可能阻止叛亂發生，趙寶鶴不顧個人安危，深入會場，向叛首們曉以大義，指明形勢，勸阻他們不要作禍害地方的事。還動員了一部分參加會議的骨干喇嘛到縣政府來，由地委書記郭慶基出面進行說服教育。雖經郭書記和其他領導苦口婆心的勸導，但這伙人置若罔聞，在提了不要改革等許多意見后中途退場，匆匆返回寺廟。1957年3月，在叛亂即將開始的前夕，趙寶鶴又于3月3日（時為藏歷年初三）到歸化寺去見松謀活佛，再一次希望活佛出面做工作，勸阻叛亂的發生，但此時松謀活佛也表示無法阻止叛亂發生。在局勢難以挽回，叛亂旦夕就會發生的情況下，趙寶鶴及時向縣委、麗江地委書記郭慶基、麗江專署及省公安廳等上級報告了情況，同時抓緊平息叛亂的準備工作，召開重點地區的工作組長、護路隊長（即民兵隊長）緊急會議，要求大中甸三、四村的所有工作隊和民兵提高警惕，做好戰斗準備，對縣城加強了防衛。

1957年3月6日（藏歷新年初六）叛匪從歸化寺出發竄擾四村，當天，趙寶鶴的獨生子趙超倫與普建中等5位工作隊員在天生橋慘遭叛匪伏擊殺害。趙克制住滿腔悲憤和家仇私怨，站在平叛斗爭的前線，爭取叛匪投誠，又于3月底冒著生命危險，帶領幾名公安人員陪松謀活佛及汪學鼎副縣長，深入叛匪戒備森嚴的四村吾日經堂，同叛匪代表談判。

1957年9月13日，迪慶藏族自治州正式成立，趙寶鶴被選為中共迪慶州工委常委、自治州副州長，分管政法和統戰工作，兼任中甸縣縣長，10月，他又率民兵配合剿匪部隊到東旺剿匪達兩個多月，直到叛亂平息。

趙寶鶴從參加革命工作以來，一直比較注意黨的統一戰線工作。解放后，經過他的積極工作，許多上層人士團結到了黨的周圍。1958年，平叛和和平協商民主改革的任務勝利完成，階級關系發生了深刻變化。他為了認真貫徹黨對愛國人士“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加強與愛國人士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基礎上的團結合作，經常到愛國人士中去了解他們的工作、學習和生活，征詢他們對政府工作的意見，和他們坦誠相見，幫助他們進步，指導他們工作，并妥善安排他們的生活。

1960年，東旺花拉村發生了反革命暴亂，區委委員黃金海及勝利鄉的干部多人遇害。趙寶鶴聞訊后，親率民警隊趕赴現場，把兇手抓獲，押送政法機關依法懲處，并妥善處理犧牲人員的善后工作。

1958年至1961年，近3年多的時間里，黨在農村工作的指導思想受到了“左”的干擾，脫離實際的圖速度、圖高產，變革生產關系。“一平二調”“虛報浮夸”“高指示”“高征購”等五風盛行一時。趙寶鶴熟知本地本民族群眾的情況，他對農村脫離實際的做法感到不安和憂慮。他經常深入農村，調查了解情況，幫助群眾解決生產、生活上的問題。不止一次地如實把在農村看到和聽到的情況向黨委匯報，并坦誠地表述自己的見解，力圖引起領導的注意，采取一些切實的措施，但在當時的氣氛下，他的意見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卻被認為思想右傾而受到冷遇。他為了減少群眾生活上的困難，反復告誡中心鎮的社隊干部要實事求是，說實話，辦實事，他說：“請你們說實話，糧食產20斤，就不要說產了30斤、40斤……”當他了解到北門街生產隊的一位干部，在區里承擔了7天之內上交20萬斤糧的任務，當即進行了嚴厲的批評：“不要瞎吹，糧在哪里？你們倒是要給群眾吃飽，萬萬不可克扣群眾的口糧。”當他下鄉到小中甸得知小中甸區由于估產過高，下達的公余糧任務偏重，麥場的青稞快打完了，仍完成不了公余糧任務的情況后，堅持不準再征收，他說：“你們不能再征收了，后果完全由我承擔，我可以直接到地委去請求，要坐牢也由我去坐……”1959年，在作采訪的松秀清有一天將他從五村小街子食堂采訪得來的情況向趙寶鶴同志反映，當談到那里的食堂節約糧食搞得好，多吃菜，少吃糧，每天平均吃糧不超過8兩，準備明天見報時，他連連搖頭說：“不是，不是，這不是實際情況，不能再瞎吹了，‘驚馬背后拍空皮袋’，這怎么行哪！”督促報社要實事求是地作宣傳報導。

他十分關心地方建設事業，1961年，他到省里參加省人民代表大會，向省政府匯報，要求興建思偉電站，當計劃批準后，從1962年籌備施工到1965年建成，他一直和工程技術人員、工人等在一起工作，很少離開工地，終于在迪慶高原上建起了第一座水電站。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趙寶鶴同齊世昌、何其昌一起被稱為“趙、齊、何團伙”“百雞寺的三棵大樹”，當作中甸的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慘遭頻繁的揪斗、批判、毒打，幾經折騰，以至年近古稀的趙寶鶴雙目失明。但他胸懷坦蕩，對群眾的批斗始終持正確的態度，是則是，非則非，不添油加醋，也不加害于人，不投人所好，堅信黨是會把問題搞清楚的。他還反復勸告齊世昌、何其昌，“不要胡思亂想，不要自尋短見，事情總有一天會搞清楚的”，要他們堅強起來，經受住斗爭的考驗。但他終不幸于1968年8月10日在批判會上慘遭毒打，含冤去世，時年65歲。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趙寶鶴得到徹底平反昭雪。州、縣機關為這位深受全州人民愛戴的副州長、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舉行了追悼大會，對他的遺屬也給予撫恤和妥善的安排。      （胡建全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