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歷十七年（公元1589年），28歲的袁可立考中進士后被授職蘇州府推官。就財政稅收而言，蘇州是當時天下第一大府，推官雖說只是正七品，卻擔負“理刑名，贊計典”的重責，除主管刑獄、審理案件之外，還參與對轄區官吏每3年一次的政績考核。

當時，主政蘇州的有兩人，一個是應天巡撫李淶，一個是蘇州知府石昆玉。萬歷十九年（公元1591年），李淶和石昆玉之間爆發一場嚴重的沖突。以廉直著稱的石昆玉因整治地方豪強而觸怒李淶，李淶反誣石昆玉有罪，上章彈劾并將石昆玉逮捕入獄。懾于李淶的權勢，沒人敢站出來為石昆玉說話。

對于李淶和石昆玉孰是孰非，袁可立早就辨得一清二楚。他正氣凜然地表示：“吾自任之!吾奈何以上臺故誣賢太守。”他親自擔任主審官，按狀依法為石昆玉洗冤。以七品之卑斗翻四品之尊，袁可立的不畏權勢和正直氣節不僅使他聲名遠揚，還讓他成為中國歷史上的“推官”楷模。

如果說在石、李案上體現出的是袁可立的正義果敢，那么，萬歷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在處置浙江董氏家族事件上，則突顯了袁可立的善斷能謀。

董氏家族的領頭人董份曾任嘉靖朝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為人貪險，在官攀附權貴，居鄉橫行不法。他退職回浙江烏程老家后，廣占田地，蓄積財貨。袁可立做了兩件事，一是“博收訟牒下各縣以殺其勢”，即把百姓揭發董家的訴狀分發各縣審理，表明官方“不私袒護”的態度，遏制事態進一步發展。在查實董家侵占民田的事實后，責其退還。二是對百姓一方參與施暴鬧事的為首者“徐取一二倡亂者抵法”，其余均不予追究。這樁在外人眼里“難之又難”的棘手案件，袁可立卻“一指顧間而變定”，充分顯現了他杰出的才能。

因政績突出，經吏部選拔，萬歷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袁可立晉升都察院山西道監察御史。離蘇之日，蘇州百姓簞酒相留，哭送百里不絕。

明朝的太監仰仗宮廷背景作威作福，草菅人命的事時有發生。袁可立在巡視北京西城時，恰巧就遇上一樁太監殺人的事件。袁可立沒有屈服于此人背后的勢力，立即將其逮捕法辦，并將罪狀鈐章張榜公布。一時請托者有之，阻攔者有之，一些同僚勸袁可立：“此弄臣，奈何窘之？”袁可立不為所動，憤然答道：“吾知有三尺，何知弄臣！”“殺人者抵，吾知為朝廷守法而已。”由此，一些人對袁可立恨得咬牙切齒。

萬歷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九月，祭祀歷朝皇帝的北京景德門遭雷震，袁可立借機上諫言，勸皇帝“親郊祀，勤朝講，批章奏，錄遺賢，明賞罰，化朋黨。”萬歷皇帝不但不理睬，反而加深了對他的壞印象。后由于激言參與營救受廷杖責罰的同僚，袁可立觸怒當朝權臣，被連降3級調外任職。萬歷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35歲的袁可立被削職為民，自此沉冤長達26年，終萬歷一朝不被起用，史稱“震門之冤”。

來源：云南法制報紀檢監察周刊   （轉自迪慶融媒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