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鵑花盛開的季節，我回到那闊別三十多年的家鄉攀天閣，尋覓往昔爺爺經營過的那盤水磨。爺爺一生的足跡，印在了山間羊腸小道上，溝溝坎坎的山路記載了他一生的歡樂和痛苦。

記憶中的爺爺，個頭不高，背有些駝。隨著水磨磨齒的磨平，爺爺額頭上的皺紋越來越深。爺爺在家中排行老二，村里叫他“二爺”。

據爺爺講，他年輕時與拉河柱的小姑娘春蘭喝了訂親酒，此后由春蘭舅舅打制的水磨成了嫁妝，春蘭與水磨就這樣一并嫁到“二爺”家。

水磨，在山里沒有實現電力以前，它的價值是顯而易見的。當時，攀天閣壩子附近方園二三十公里內的老百姓，都來爺爺的水磨房磨面。有了這盤水磨，大家就能吃上潔白爽口的饃饃、香噴噴的包谷飯。

我五歲時，父親得了重病，為了解決全家的生計及父親的治病費用，爺爺起早貪黑，使水磨轉得更快。很多時候，很晚才回家，來不及做一個夢，大公雞便在五更時分將他催醒。喝了茶，吃了炒面，頂著山風，披星戴月，趕到磨房，將水磨開啟。水磨咕嘟咕嘟地轉動起來，天亮時分，磨槽內堆滿了又白又細的面粉。

山村缺醫少藥，父親雖經多方治療，最終卻丟下五歲的我，永遠地離開了人間，不久，母親遠走高飛，呵護我長大的是爺爺、奶奶。

一九六三年，我考上了維西中學，當時，學校的伙食費為每月6.40元，供我上學的費用只能靠爺爺經營水磨的收入。磨一斗（50斤）的工錢是一角錢，每天的收入為8角至1元錢，八角要交生產隊的副業收入，能供我上學的學費每天只有2角左右了。我每一次回家拿生活費時，心中都很難過了。他用顫抖的雙手將五元錢給我時，我流著血的幼小的心靈早已碎了。一九六八年，我離開家鄉，告別爺爺去當兵，臨行前，爺爺陪我去看供我讀書的水磨。與爺爺分別時，爺爺一直在磨房丫口看著我。不知爺爺在丫口站立了多久，我不敢用流淚的雙眼再看爺爺一次，其實，那是與爺爺的最后一次告別了。爺爺在我心中的形象，永遠銘刻在心靈深處。

如今，用電作動力的鋼磨代替了昔日水磨，水磨房已不復存在，只有水磨的磨心用一塊紅布包著，作為永遠的紀念收藏。水磨陪了胡氏人家四代，因為它是全家的生活支柱，也是供我讀書、完成中學學業的見證。爺爺與水磨的情緣，記錄著我們家一段特有的歷史。(胡耀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