瀾滄江上過溜索的傈家少女。（胡耀輝 攝）

水流湍急的瀾滄江從北向南縱貫維西境內的巴迪、葉枝、康普、白濟汛、中路、維登等六個鄉鎮。昔日的沿江兩岸，只有少數江面稍寬，水流平緩的地段擺渡木排、竹筏、豬槽船，大多還得依靠溜索過江。溜索雖然為人們的出行帶來了方便，但墜江事故時有發生。如今我們從巴迪大石頭順江而下到維登小甸河，在全長165公里的路段上可以看到橫跨江面的柔性鋼索車馬、人馬吊橋就有19座之多，溜索、渡船已成為塵封的歷史。喜看交通日益發達，難忘驚心動魄的過溜往事。

1960年，我已是五歲。當時小甸村的“公共食堂”還未停辦。也許是饑餓的原因，我母親身體很差，病痛較多。那時我父親有一個叫趙玉的老庚（“老庚”是瀾滄江邊一帶的人們對同歲朋友的稱呼）在小甸小學教書。我作為兒輩則稱呼他為老庚爹。老庚爹看我母親病懨懨的，向我父親提出建議去他的老家富川村看一下草藥醫生，于是我和父母三人跟著老庚爹大約走了四個小時的山路才到富川溜繩樁。先是老庚爹帶著母親溜渡到西岸，然后父親才把我抱進一只篾籮并用床單嚴實地蒙住拴好籮口。那天天氣奇熱，我在篾籮里悶得難受，又哭又鬧。父親只好把我抱了出來，拴在他的胸部。意料不到的是，我和父親快要溜到西岸的時候，由于繩子滑脫，我失去了束縛。就在這千鈞一發之際，父親使出吃奶的力氣，右手緊緊地抓提著我，左手攀援溜索，艱難地到了岸邊。

直到現在，已是85歲的母親還對我說，那次我險而墜江，急得她跪倒在江邊哭天搶地。我雖然保住了性命，但父親的手也被溜索擦傷。

1975年，我高中畢業回鄉，在農村廣闊的天地里還未鍛煉足半年就被抽調出來參加維登公社農業學大寨工作隊。有一天中午，我們在公社大院吃飯的時候，進來一位四十多歲的婦女，她擺弄著手中的水筆，邊走邊說：“我是中學生，我有三支筆。”“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閑、五嶺逶迤騰細浪，烏蒙磅磗走泥丸”。她還對公社人武部部長余自華說：“嘻嘻……，阿哥余自華，你好帥哦，我喜歡你。”

其實這位婦女是維登村的農民，原先是很勤勞能干的，還生有一對兒女，家庭算得上和睦幸福，但是天有不測風云，人有旦夕禍福，有天晚上，她的丈夫去富川村看露天電影，回來的時候不幸在溜索上墜江死亡。從此，她精神失常，成了瘋子。

江水嗚咽，溜索無聲，不忍再看葬身魚腹的人間悲劇。1979年10月，由國家投資33.5萬元，在富川溜索的原址上建成了長118米，寬5米，塔高13.5米的車馬吊橋，極大地方便了兩岸人民的出行交往。特別是近10年來，從維登至巴迪的瀾滄江兩岸，90%以上的村組都通了公路，到鄉鎮趕街或去山寨收購山貨藥材，幾乎都是靠車輛運輸，渡船過溜已成為漸行漸遠的風景。

在滄桑歲月中，我已“升格”成了父親、爺爺。隨著經濟條件的好轉，家里購置了哈弗車，不過，令人遺憾的是，當年帶著我過溜的父親卻在1999年離開了我們，他老人家永遠也沒有機會乘坐兒女們的私家車奔馳在江橋上，這是我心中永遠的痛。想起在泥土里安息的父親，我常常潸然淚下，如果他能復生該有多好啊！（和向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