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在我幼小的心里，父親是一個無所不知也無所不能的高人，于是我開始三天兩頭纏著父親，非要他給我弄來一只孔雀不可。父親告訴我：孔雀都生活在山上，很少下山來到村里，但是只要遇到下雪天就有可能下山來到村子里尋找食物，它生怕被人發現了以后逮了去，所以往往只是在人煙稀少的村尾轉一轉。他還說等我們長大了走出大山，村里只剩些老弱病殘的時候，孔雀就有恃無恐了。

　　當時我失望了，酷熱的江邊一線怎么會下雪呢，看來抓孔雀是沒有希望了，更何況它只出現在人煙稀少的地方，這里挨家挨戶的哪來的孔雀啊！很多年后我上了初中，才開始有另一種領悟：其實孔雀的生活習性我至今也不清楚，倒是父親的話卻正應了“門可羅雀”這個成語。每當回首往事，我總是掂量不出父親的“門可羅雀”之外含有多少的無助和辛酸，有多少被冷落的情緒。

　　我確實難過了好一陣子，不久后，一個叫李學忠的半知識分子來到村里宣傳，說是一連幾天都要在林育局里放電影來滿足老百姓的精神生活，父親答應帶我去看電影，我這才把抓孔雀的事情開始忘懷。

　　電影對群眾們的誘惑是無法形容的。放電影的頭一天晚上，家住上海村二隊的剛滿十三歲的小姑娘阿蘭吃過晚飯后才開始從家里出發，從上海村到林育局至少也有八公里的路程，這對十三歲的小姑娘來說可不是容易的事，更何況是晚上，一路上前不著村后不著店不免讓人心生恐懼。阿蘭走出村的時候，月亮已經明亮地掛在了天空，四周一點聲音也沒有，阿蘭開始有些不安起來，于是開始使勁用手擦碰頭發，頭發上迸出許多光點，還發出“嘖嘖”的聲音，這下阿蘭不害怕了，她清楚地記得奶奶生前說過，晚上要是害怕，就用手擦碰頭發，神秘和東西見到亮光就嚇跑了。阿蘭還唱起一曲《栽秧調》，這首近乎失傳的民謠音樂復雜，阿蘭卻能把整首歌掌握得如行云流水。

　　后來阿蘭說道她那晚很興奮，只是回到家里時嶄新的布鞋走出了兩個洞，結果被母親嘮叨了三天三夜。

　　放電影的地點選在了林育局的球場，等父親背著我趕到時，電影放映已有一會兒了，我記得當時除了無數個伸得老長的脖子以外就再也沒看到什么。我上高中那會兒，班里有個個子不到一米五的女生，每到星期一升國旗的時候她總喜歡站在中間，結果四周的同學都比她高出許多，那時地理老師常常講到四川盆地的地勢是中間低四周高，于是大伙給這位小妹取了個外號叫“川盆妹”。其實那晚在球場看電影的我才是名副其實的“川盆弟”。

　　父親索性把我抱到他的肩上，這回我可是看得一清二楚了。我看見兩個年齡和我差不多大的小男孩把一個強壯的中年男子綁在床上用汽油活活把他燒死。父親說那男子是個漢奸，他把鬼子引進村里把村里的群眾全殺了，他的兩個小孩雖然年紀尚小卻也知道大義所在，于是趁父親熟睡，把他的手腳綁起來活活燒死。

　　我們回到家時已經是深夜兩點了，父親把背上的我交給了祖母，自己一個人照例到村尾的糧廠里睡去了。

　　第二天早上九點，太陽暖洋洋地照耀著這個祥和的村子，村尾那個閑不住手腳的小伙子五壽山扛著鋤頭經過糧廠，見父親沉沉地睡著便想捉弄一下父親。他從附近的水溝里抱來兩塊大石頭，摳去冰塊把冷冰冰的石頭放到床上。大約中午十二點，五壽山從田里收工回來，見父親依舊趟在床上，他有些害怕地走上前去搖了幾下父親的身子，父親糊里糊涂地應了一句：別動，快看，鬼子要進村了！五壽山搖搖頭，欲想把兩塊石頭拿開讓父親再好好睡會兒，怎料得那兩塊石頭早已被父親捂得暖和了。（李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