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大師眼中的老師

壽鏡吾先生是魯迅的啟蒙老師，是紹興有名的宿儒，品德高尚，學問淵博，對學生要求很嚴。魯迅對壽先生十分敬重，在散文《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中寫道：他“極方正、質樸、博學”，他教學嚴，“有一條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罰跪的規則，但也不常用。”有一次，魯迅因事遲到，壽先生批評了他。魯迅深知老師的批評正是對他的愛護，從此對自己要求更加嚴格，并在課桌上刻了一個“早”字，隨時提醒自己。在魯迅眼里，先生實際上是十分可親、可敬的。所以后來魯迅無論求學南京，還是留學日本，或入京工作，只要回鄉便不忘去看望先生，并且還經常寫信給先生表示問候和敬意。魯迅留學日本仙臺學院時，有一位藤野老師給了他不倦的教誨。在《藤野先生》一文中寫道：“在我所認為我師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給我鼓勵的一個。”熱情歌頌了藤野先生正直、嚴謹、沒有偏見等高尚品德，深為魯迅所敬佩。魯迅晚年，日本有關方面要出《魯迅文集》，魯迅唯一的要求是希望把《藤野先生》選錄進去。

豐子愷的恩師李叔同（后來的弘一法師）是近代杰出的藝術大師，多才多藝，不但能作曲，能作歌，又能作畫，作文吟詩，填詞，寫字，演劇。他在豐子愷人生道路的幾個關鍵時刻肩負著指導者和引路人的責任。豐子愷在《為青年說弘一法師》一文中寫道：李先生一生的最大特點，是“凡事認真”。他對于一件事，不做則已，要做就非做得徹底不可。有一次，下課后，最后出去的人把門一拉，碰得太重，發出很大的聲音。李叔同走出門來，滿面和氣地把那人叫回教室，然后用輕而嚴肅的聲音和氣地說：“下次走出教室，輕輕地關門。”說完對他一鞠躬，送他出門，自己輕輕地把門關上。先生這種言傳身教和認真嚴謹的教育方法令學生肅然起敬。正是在李叔同認真精神的培育和感召下，奠定了學生豐子愷日后成為中國現代史上著名美術家和散文家的基礎。

汪曾祺和他在西南聯大讀書時的老師沈從文也是師生情誼深厚，令人敬佩。在汪先生的散文作品中也屢屢寫到了沈從文，讀來既真實生動，又令人油然而生可親可敬之情。在《自報家門——汪曾祺自傳》中寫道：“不能說我在報考志愿書上填了西南聯大中國文學系是沖著沈從文去的，我當時有點恍恍惚惚，缺乏任何強烈的意志。但是‘沈從文’是對我很有吸引力的，我在填表前是想到過的。沈先生一共開過三門課：各體文習作、創作實習、中國小說史，我都選了。沈先生很欣賞我。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說是得意高足。沈先生講話聲音小，湘西口音很重，很不好懂。他講課沒有講義，不成系統，只是即興的漫談。他教創作，反反復復，經常講的一句話是：要貼到人物來寫。照我的理解，他的意思是：在小說里，人物是主要的，主導的，其余的都是次要的，派生的。作者的心要和人物貼近，富同情，共哀樂。這也許不是寫小說惟一的原則（有的小說不著重寫人，也可以有的小說只是作者在那里發議論），但是重要的原則。至少在現實主義的小說里，這是重要原則。”在《舊人舊事》一書中，汪曾祺描述了他的老師沈先生與朋友的交往：“他們的交往真是君子之交，既無朋黨色彩，也無酒食征逐。清茶一杯，閑談片刻。”讓我們感受到了一代文學大師沈從文偉大的人格魅力。（作者　鐘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