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文月，曾有人說她是女版周作人。二者學識如何，我不敢妄議，但能感覺到他們的文字有相通之處，即淡淡的閑適，“得半日之閑，可抵十年的塵夢。喝茶之后，再去繼續修各人的勝業?！绷治脑碌臅?，我有兩本，名字都起得特別直白，一本是《讀中文系的人》，一本是《寫我的書》。

《寫我的書》是林文月在《聯合文學》的專欄文章的結集，都是圍繞著一本本藏書的心情轉折、相遇因緣，不僅書有鮮活的生命，并且與作者的命運密切地關涉。

一套四冊的線裝《莊子》，是林先生外祖父連雅堂的遺物。外祖父在日據時期與朋友合作開設了“雅堂書局”，勉力苦撐幾年后關門大吉。他在書店埋首研讀，為保存臺灣史料，撰著《臺灣通史》，編纂《臺灣詩薈》《臺灣詩乘》，書店專售中文書籍和中國文具，抵制日貨，可見其心意了。

日文書《變態刑罰史》是臺靜農先生在地攤上從日本人手里買來的，“買了多年也看不懂”。臺先生的“龍坡丈室”內，桌上、櫥里、窗臺邊，到處都是書。他在身體還相當硬朗的時候，頗費了時間和精神整理自己的藏書，分贈與一些老學生，在我看來，確定什么書贈什么人比整理更費時間和精力，才不至于明珠暗投。

我回頭看看自己的書架。從初中起，我斷斷續續買了二十多年書，積少成多，竟有兩千余冊了，不過并沒有什么孤本、善本，幾乎都是新書，為數不多的舊書是上大學時在舊書攤上買的。和其他收藏一樣，藏書也要講究傳承，但我偏是個拓荒者，父親只有高小學歷，當年家里除了幾本地圖冊以外，一套三冊的《再生緣》是唯一的藏書。我常常會有自卑感，暴發戶苦于“樹小墻新畫不古”，我是書不古，呵呵。所以，對前輩學人娓娓道來的書話類文字趨之若鶩，在別人的故事里過過癮也不錯。

《景宋本三謝詩》讓林先生回憶起了求學時代，她的碩士論文就是《謝靈運及其詩》，題目的選定頗有趣。林先生與另一女同學去上課，授課的鄭因百先生說：“你們兩個人今天穿的衣服，一個像陶詩樸素，一個像謝詩華麗。你們就一個做陶詩研究，一個做謝詩研究吧。”我們什么時候失掉了這種魏晉風度，變得急急吼吼，功利庸俗？

《源氏物語》引出了一個典故，表面是指被流放至須磨的光源氏回京城了，其實是諷刺葉公好龍的讀者，讀到第十二回就半途而廢。我也是個半途而廢者，不僅《源氏物語》沒讀完，還有《追憶似水年華》、《大衛·科波菲爾》、《悲慘世界》……都是裝點門面用的“工具書”。 慚愧啊慚愧，還是讀書去吧。（朱小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