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初，接受勞動改造一年后的“右派分子”汪曾祺，經鑒定“干活不藏奸，和群眾關系好，‘人性’不錯”，從而摘掉“右派”帽子。由于沒有找到接收單位，暫時留在原來的沙嶺子農業科學研究所。

恢復自由的汪曾祺接下來的工作是畫畫。依靠早年父親所教的繪畫技能，汪曾祺出色地完成了各項任務，多次參加當地農業展覽會的美術工作。他還在研究所里搞個了展覽館，并突發奇想地命名為“超聲波展覽館”，超聲波是看不見的東西，為了形象化，汪曾祺畫了許多農、林、牧、副、漁等產品。

汪曾祺更具體的事情是畫土豆。研究所有一個設在張家口沽源的“馬鈴薯研究站”。沽源是高寒地區，適合種植馬鈴薯，因此成了當時的一個薯種基地，集中了全國各地、各個品種的馬鈴薯。汪曾祺從張家口買來紙、筆和顏料，帶上幾本書，坐車就去了沽源。

在沽源，盡管孤身一人，但沒有了無窮無盡的開會，沒有領導，汪曾祺覺得那是“神仙”一樣的日子。八月下旬是馬鈴薯開花的季節，每天早晨，汪曾祺踏著露水，到田里摘些花帶回家。然后，把花插在玻璃杯里，對著花素描。高興時，還即興題起詩來——“坐對一叢花，眸子烔如虎”。下午，汪曾祺畫馬鈴薯葉。秋涼以后，馬鈴薯成熟了，汪曾祺開始畫馬鈴薯塊。畫完外形，還得把馬鈴薯剖開來，畫一個解剖面。一塊馬鈴薯畫完，汪曾祺就把薯塊隨手丟進一旁的牛糞火里，烤著吃。對此，汪曾祺不無幽默地說：“我敢說，像我一樣吃過那么多品種馬鈴薯的，全國蓋無第二人”。

一年過去了，汪曾祺的畫作已經洋洋灑灑成了一本巨著，他把這些畫裝訂成冊，成了一套《中國馬鈴薯圖譜》。可惜，“文革”時，這本畫冊不知去向了。

年底，北京京劇團同意接收汪曾祺，回北京時，他對經辦人員說：“為了我的工作，你們做了很多工作，麻煩你們了，謝謝！”對方嘆了口氣，回答：“別說了！”其中有個人是文學愛好者，問他：“作家丁玲說過，面對被劃為右派，他唯一能做的是‘逆來順受’；同樣在艱苦的條件下，你的精神狀態非常不錯，是怎么過來的？”汪曾祺回答說：“隨遇而安。”

汪曾祺接著說：“丁玲說得太苦澀了。我想，‘隨遇而安’，會更輕松一些。‘遇’，是不順的境遇；‘安’，是不得已的接受。遇到逆境，不‘安’，又能怎么著呢？既已如此，何不想開些。”汪曾祺看了看自己辛苦一年的土豆畫作，又說：“馬鈴薯，在特定的‘遇’，也就是特定的環境中，有不同的名字，河北、東北叫土豆，內蒙古、張家口叫山藥，山西叫山藥蛋，云南、四川叫洋芋，上海叫洋山芋，土豆可不管怎樣叫，他有自己的價值擺在那。”

汪曾祺說他不是一個具有抗爭性質的人，但是，面對逆境，他會像北京人常說的那樣，‘哄自己玩兒’，因為，生活，是很好玩的。（龍振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