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殷著虹

在迪慶州德欽和四川省得榮兩縣分界的金沙江上，一座名為“伏龍橋”的鐵索吊橋靜臥在江面上。這座在上世紀50年代中建成的橋梁，裝點著山高水長，連接著千里迢迢的滇藏公路。正因這座橋梁有著的重要地理位置，它曾在國防建設和交通運輸事業中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

為此，很多文人墨客描寫它的風雅遺韻，贊美它的信念追求。我也曾寫過一篇題為《伏龍橋寫真》的詩歌，在慶祝建黨70周年之際，這篇詩歌曾被省內多家報刊采用，收錄于多本書籍中。然而我對伏龍橋的真情實感，是別人不能比擬的。因為這座伏龍橋的設計者不是別人，是我的親生大舅錢拯華。

大舅是我母親的大哥，他出身于鶴慶縣城一個手工匠人家庭，在六個兄弟姐妹當中，大舅排列老大，母親排列第五。1917年出生的大舅，從小天資聰慧、熱愛學習。因此，我的外公外婆給予了他特別的關愛，托付他莫大的希望。而大舅也不負眾望，中學畢業后考取了云南第三工校土木工程系。畢業后先后在開遠電站、滇緬公路搞設計，進而成為一名工程設計師。

大舅出人頭地后，無疑讓望子成龍的外公外婆喜出望外。可接踵而來的不幸災難，卻讓一路艱辛過來的家庭，陷入到了深重的苦難中。那時的家，是靠外公加工金銀首飾來養家糊口的，可1945年家里卻不幸失竊，為賠償客戶的金銀首飾，使得本來就弱不禁風的家庭變得一貧如洗。可恰似“破屋更遭連夜雨，漏船又遭打頭風”。在禍不單行的年月里，1946年，我外婆去世，1948年，我大舅的一對兒女不幸夭折，緊接著第二年，我大舅母因難產而離開了人世，而就這一年，我年僅62歲的外公也去世了。

云南解放后，在新中國的社會里，我母親一家獲得了新生。大舅以優異成績考取到云南滇藏公路工程局工作，后成為省交通廳公路工程局的棟梁之材。1958年獲得了國務院頒發的“橋梁工程師”證書，之后為建設滇藏公路，走進了雪山草原。

我小的時候，父母總愛講起大舅，因而我從小就對大舅有著欽慕之情，可我和大舅相見卻成了我成年后的事。之前父親曾對我說過：他第一次見我大舅是1958年的夏季，大舅是為修建德欽公路來到了迪慶，而那時我父母都在遠離中甸縣城的金江工作。為了趕上大舅在中甸公路養護段舉行的婚禮，父親便從金江趕到了縣城。而讓父親耿耿于懷的是，他大舅哥婚禮上卻打不上“牙祭”，只有豬皮燉蘿卜招待工友。而大舅的婚房更是簡陋，屋子里竟然是鋪在地板上的簡單行李。婚禮過后不久，大舅便趕往到了伏龍橋工地。

我第一次見到大舅設計的伏龍橋是1983年深秋。那年州政府把原德欽縣奔子欄轄區的江東鄉劃歸中甸縣尼西區。我作為中甸縣接收代表之一前往奔子欄，當我們的面包車行至金沙江邊時，見到那櫛風沐雨的伏龍橋時，我心里無比激動。我叫司機停下車來，好好看看這座飛渡天塹的橋梁。之后，同車的人知道我大舅是這座橋梁和白馬雪山公路的設計師后，都對我投來贊賞的目光。

記得1968年我在鶴慶縣城上小學時，一天學校組織我們到太平大隊參觀階級教育展覽。回到姨媽家里時姨媽問我：“到哪里去了？”我說：“到太平村看階級教育展覽了。” “你看到什么了？”姨媽問。“村子外面有很多荷花，村子里有一個地主大院。”我說。姨媽告訴我說：“那就是你大舅母家。”當時我嚇了一跳，后來才知我所敬慕的大舅，婚姻卻連遭不幸。解放前我第一任大舅母王氏去世，解放后大舅又續太平村的高氏為我第二任舅母，有過一雙兒女之后，高氏舅母又不幸病逝。之后大舅再娶毛氏為我第三任大舅母。

我大舅一生為家庭和兒女們克勤克儉，為工作和事業一心一意。因為常年奔波于路橋工地，很難顧及到親情關系。

1975年我高中畢業后，在中甸縣城附近的一個村子里“插隊落戶”。這年年底我到曲靖農村參觀學習腐殖酸氨肥料的制作。當和在大理州運輸公司的我表哥相逢時，表哥說：“我們一起去看看大舅好嗎？”我欣然到了駐下關的省第一公路橋梁工程處，可到了大舅家時，才知道他們家居室簡陋。一家人在過道的陽臺上做飯，屋子里的飯桌上堆滿了粘糊的火柴盒。這是為貼補家用，家里人的一項生計。見此情景，一股酸楚便涌上我心頭。曾聽說過我大舅工資很高，卻沒想到家境如此寒磣。不巧的是家里人對我說：“你大舅到龍陵橋工地去了，要好多天才能回來。”走出大舅的家，依稀可見大院斑駁的墻面上還殘留著“打倒資產階級學術權威錢拯華！”的標語字樣。為此我和表哥相覷會意地笑了。爾后表哥對我說：“大舅要真是資產階級，我們就不會受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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