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家的張先生

    張先生是我這篇敘事散文的主人翁。我認識張先生是在“文革”初期，那時我還是小學二年級的學生。父母把我轉到鶴慶縣城讀書，讓我和弟妹寄居縣城后街姨媽家里。也就在我生活在姨媽家的歲月里，我?guī)缀趺刻於紩瓦@位張先生相遇，開始就覺得這位張先生有著不凡之處。說他是機關工作人員吧，卻常見他頭戴草帽、肩扛農具；而說他是農民吧，卻又見他穿戴整齊，走起路來大步流星。他從來都是早出晚歸，來去匆匆地從街道上走過，很少見他和人搭訕和套近乎。而每逢在狹窄的巷子里和人相遇，他又總是主動為別人讓路，若是遇到上了年紀的人過路，他要么主動攙扶，要么站在路邊，向老者鞠躬致意。

就因為如此，我對這位張先生印象很深。后來才知道，這位姨媽家的鄰居張先生，大號叫“張學智”，是文姓人家的上門女婿。按理張先生到文家上門做女婿，算得上是日久天長了，可街坊四鄰的人似乎對他還很陌生。原來這位文家的張女婿婚后不久就“犯了錯誤”，被單位開除了。這還不要緊，他還惹上了牢獄之災。我初見他那會，他從牢里出來還不久。就因為張先生是“勞改釋放分子”，他獲釋之后沒有了城鎮(zhèn)戶籍，被安置在縣城邊的一個生產隊里插隊，而由于他在生產隊里沒有住所，所以只能起早貪黑，往返于縣城和生產隊之間。

    張先生有一對女兒，大女兒文慶華小我兩歲，而小女兒文慶紅卻還是不滿周歲的孩子。由于張先生的妻子在距縣城較遠的鄉(xiāng)下供銷合作社里工作，所以兩個女兒都由張先生的岳母文老太帶著。因為這戶人家分多聚少，導致大女兒文慶華見到她的父親時還很拘束，不會叫喚父親。而小女兒文慶紅卻只認得文老太和父親，不認得自己的母親。

    可是這位為人之父的張先生，在家里卻沒有任何的尊嚴，他岳母文老太十分嫌棄他，說因為他讓文家在街坊鄰舍抬不起頭。為此，文老太多次提出要女兒和張先生一刀兩斷，哪知待張先生出獄后，女兒非但不離婚，反而又生了個小孫女。至此，鐵石心腸的文老太，便把張先生當家奴來看待，只要見張先生收工回到家里，便隨意使喚著張先生做家務。而儀表堂堂的張先生卻任由丈母娘使喚，低三下四地生活在這個婦孺家庭，就連在家里吃飯動筷都要看文老太的臉色。

    那時我年紀小，很不懂事。按理都是街坊鄰舍，論年齡我應該管張先生叫“阿叔”，只因為聽說他是“勞改釋放分子”，便認為他是“壞人”，所以一直都不曾對他有過任何稱呼。可也就在那時，我心里也很困惑，總不能把張先生與“壞人”聯(lián)系在一起。在我眼里他不像是個壞人，相反覺得“好人”也未免像張先生那樣，做到與人為善、畢恭畢敬。為此我問過姨媽：“文慶華她爸是壞人嗎？”姨媽告訴我說：“人家是改造好的人，你得有禮貌，管人家叫阿叔才對。”可我還是始終沒叫出“阿叔”二字。那時不僅是我，街坊鄰舍的所有半大孩子，都不曾對張先生作任何的稱呼。

    記得有一次，我們到了文家院子里玩，我見到張先生沒做家務，他捧著一本書專心致志地閱讀。只是那本書的封面用報紙包住了，為此我想，那一定是一本精彩的小說。可又見他一邊看書，一邊還在書本上寫字。出于好奇，我們便躲在墻角偷看他。不巧文老太帶著孩子回到家里，她見到張先生看書便一臉不高興，罵道：“書、書、書，你是嫌輸得不夠，還看什么書？剁豬食去！”

    張先生無奈，便把翻開的書反擱在餐桌上進了廚房。我趁機拿起張先生的書來看。讓我驚訝的是那是《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張先生閱讀的文章是《愚公移山》，在書頁空白處，他工整的寫著心得體會。也就在我想認真看他所寫的字時，他走出了廚房。“《愚公移山》這篇文章你們念過吧？”張先生問我。“當然念過了，我還會背呢。”我回答。“會背了，還得會理解。毛主席說‘下定決心’，‘決心’是什么？老師是怎么教你們的？”那時我才知道這位張先生還真有學問。“決心是信念，是勝利的保證。為勝利要持之以恒，要不懈努力。”他一字一頓地對我說。

    這便是我和這位張先生的第一次交談，這次接觸后，我徹底打消了他是“壞人”的看法。以后的一次，他先是把一本文革前的讀物《英雄的徐學慧》借給了我，但不知為何，他突然不讓我把書帶走，說只能當著他的面看，而且要我保證不告訴別人看書的事。我答應了他，并用一下午時間看完了書，后來我才知道這本書里提及到蘇聯(lián)，也提及到蘇聯(lián)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中的人物保爾·柯察金。原來張先生是怕人拿“蘇修”說事。其實那時徐學慧是省里的領導，《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也還不是禁書。

    也就在我和張先生接觸后不久，一天他們家接到一個不幸的消息：說他夫人在農村供銷社的運動中，長期憂郁導致病亡。突如其來的噩耗，讓文家如同遭受晴天霹靂。街坊鄰舍的人都紛紛來到文家安老撫幼，以憐憫之情幫助不幸的文家治喪。而按照當地風俗，死在外面的人是不能抬進城里的，所以靈柩就得直接送往墓地。而按照風俗習慣，送別死者時，需由死者至親晚輩背一碗祭飯，引路送靈柩到墓地安葬，可由于死者膝下沒有男兒，文家親戚又沒人愿意背這碗飯，一時間讓送葬的事難以進行。而讓人意外的是，哭訴的張先生毅然背上了那碗祭飯。見此情景，所有參加喪事的人都傷感得落下淚水。

    張先生的夫人死了，文家的生活陷入了困境，全家的開支落到了張先生一人身上。按理文老太應當感激這位有情有義的女婿才是，可那時的文老太已經氣急敗壞，她把家里的不幸全歸咎于張先生命硬。說張先生克了她的女兒，害了她的家庭。于是變本加厲地虐待張先生，那兇惡的架勢，試圖把張先生逐出家門。然而張先生任由岳母的打罵，依舊和自己的女兒們在一起，廝守破爛不堪的幾間房屋，忍辱負重地煎熬在苦難的時光。

    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無情的風雨終于過去了。1980年，歷經坎坷的張先生獲得了平反，大理州委恢復了他的黨籍和公職，接著他官復原職，重新出任鶴慶縣公安局長。戲劇性的人物角色轉變，讓街坊鄰舍又驚又喜。而大起大落的張先生，彷佛是從一場噩夢中醒來。那時我才知道，張先生學生時代就參加了地下黨組織，解放后成為了黨的干部。只因為他堅持實事求是的方針，反對按領導旨意辦案，被蒙冤多年而無處伸冤。

    時過境遷。正當這位局長成為人們的議論話題時，街坊四鄰的人都說，張先生應該離開文家了，應該再娶個太太安生度日。而文老太的內心也忐忑不安，她后悔自己當初不該失去理智，故意刁難自家女婿。由此她既怕張先生離開文家，讓自己顏面喪盡；又怕張先生不離開文家，讓自己里外不是人。然而讓文老太沒想到的是，張先生卻說：“沒有妻子當初的忠貞等待，沒有岳母照看兩個孩子，這個家早就沒了。沒有這個家，我也就走投無路，等不來今天。所以我絕不會離開文家。”他用補發(fā)的工資交黨費之后，剩下的錢修繕了文家的房屋，依舊和丈母娘和女兒們朝夕相處，仍然是平平淡淡地走在后街的小巷當中。

1981年，我在離開鶴慶縣多年之后，回鶴慶探望姨媽時遇見了張先生。他雖然蒼老了很多，但精神不減當年，仍舊風度翩翩，得體的制式警服在身上顯得威嚴，大檐帽取代了他當年的草帽。見到他時，我還真不知怎么稱呼他才好，好不容易從齒縫中擠出“阿叔”兩字。當他得知我在中甸縣農機培訓站工作時，便語重心長地對我說：“你和別的孩子不一樣，適合去做文字工作，記住多讀點書，好好深造。”

    也就那年，姨媽告訴我說：“文老太對女婿的態(tài)度變了，她勸張學智再婚。說就算找個女的到文家，她也同意了。可不知這文家是哪里修來的福，主動找張學智的人很多，但他就是不愿再婚，也還是不離開文家。”那時我還知道張先生的大女兒文慶華已經到縣商業(yè)局工作了，小女兒也已經上初中。

    有道是“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正當這位傳奇的張先生意氣風發(fā)大展身手時，改革開放后的第一次機構改革正拉開了帷幕，他便從領導干部崗位退了下來，很快便又離休回到了家中。此后，他們家大女兒成婚了，佳婿進門時，當地書法家給文家送來一幅字畫，上面文字耐人尋味：“贈張先生，學高智深：千辛萬苦揚眉不低，苦盡甘來今日之事。”這還真是道出了張先生不平凡的人生。

    常言道：“好人終有好報”，然而現(xiàn)實并不完全如此。正當張先生本該安度晚年、享受天倫之樂時，夕陽晚霞卻沒給他留下風光。一場大病之后，讓他癱瘓在床無法動彈。好在他女兒和女婿也都很孝順，無微不至地照看著他，讓他減輕了病痛的折磨。遺憾的是2001年張先生駕鶴歸西了。那時他年逾90的岳母文老太卻還康健，文家再次經歷了一場白發(fā)人送黑發(fā)人的痛苦。

    張先生去世了，街坊鄰舍們?yōu)橹春屯锵В惨蛉绱耍徖镟l(xiāng)親都說：張先生是一位好女婿、好父親，好黨員和好干部。可也有背地里詛咒文老太的，說她克了自家女兒又克女婿。然而誰克誰都是迷信之說，只不過是鄰里鄉(xiāng)親路見不平，表露愛憎的情緒罷了。這足以說明人們懷念張先生，也充分說明了他是一位值得稱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