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在《迪慶日報》開辦的“永遠跟黨走”征文活動中，我的小小說《心愿》被采用。小小說描寫林場退休干部岳書記面對曾是下屬職工的聘請，以黨的事業為重，放下了身份架子，熱忱支持年輕人積極向上。文章很短，但能感人。于是有人問我：“你在林場工作過嗎？怎么寫出這樣的文章來呢？”我只好說：“我到過林業單位，認識他們的很多職工，所以寫出了林業人的故事。”

我長期在政法部門工作，曾擔負業務調研任務。為深入掌握各地的信息動態，經常過往于小中甸鎮。每次走訪到來，我都會住進小白家的食宿店。小白是藏族復員軍人，他家在原中甸林業局所在地路邊上開設的“林場食宿店”生意還不錯，一位被稱為王師傅的北方漢子是食宿店的廚師。王師傅的廚藝很有特色，我喜歡他做的北方餃子，之后也就和他有了交情，繼而讓我切身感受到林場人的酸甜苦辣。

有一次，我在去小中甸聯合村的路上遇到王師傅，見他風塵仆仆的樣子，我便問：“您這么頂風冒雨的是從哪里來呀？”王師傅說：“我上山植樹快一個月了，今天才下山回家。”我納悶了：“您不是在林場食宿店掌勺嗎？好端端的怎么跑到山上植樹去了？”我的問題王師傅不愿回答，一再追問下，他才道出了實情。

原來王師傅一直沒有正式的工作，早年他隨他叔叔來到中甸林業局，靠做臨時工生活，后來他和林場的一位女工結了婚。婚后不久國家出臺了禁伐天然林政策，王師傅失業了，他老伴成了天然林保護單位的職工。就是這個被簡稱為“天保”的林場，準許王師傅頂替老伴上山出勤，還擔任了作業組長，于是他們夫婦便經常“輪崗”于苗圃基地和大山深處，“上演”了一個崗位上的兩個角色，成為了領取一份工資的兩個職工。

王師傅一家人經濟收入低，于是他總是想方設法來改善家庭生活條件。所以只要有他能勝任的、有收入的事，他都樂意去幫助別人，并認真負責地做好事情。正因他的誠實和友善，受到林場職工的敬重和關愛。為此我對王師傅有了一種同情心，每次出差我都把剩余的費用送給他。和他接觸多了，發現他雖然只是林場的“編外職工”，卻對天然林保護事業，有著樸素的思想認識和執著的責任情懷。

一次王師傅給我講起一戶藏族人家，從山上撿回一只小黑熊，交給了森林警察的故事，說：“你應該把它寫成文章去宣傳宣傳。”可他講的故事已經過了新聞時效，于是我把它改寫成了一篇小小說，取名為《護熊記》，寄給了《云南林業》雜志社。不久這篇小小說發表出來了，王師傅和林場的職工都為我高興。這以后王師傅還真和《護熊記》中的人物一樣，成了保護野生動物的義務宣傳員。

在《護熊記》發表后，省林業廳一位名叫甘立榮的退休干部給我打來了電話，他希望我寫點林業職工生活的故事，原來這位甘老師曾在中甸林業局工作過，他對這里有著深厚的感情。可甘老師的委托卻難住了我，讓我不知從何寫起。王師傅知道這事后，笑著對我說：“這有何難的呀？過兩天我們要上山給林木去修枝，你跟我一起去吧，看看俺們種的樹木，保你能寫出好文章。”聽他的話還真叫我哭笑不得。可他卻繼續說：“‘天保’職工的話是大山的呼喚，人要風風火火地干事業，體體面面地過日子。”王師傅精彩的話語打動了我，仿佛給了我創作的靈感。于是我構思著：在大山呼喚的林場上，“天保”職工有所思、有所盼的故事。

在寫作中，王師傅的身影始終浮現在我腦海里，于是我循著淳樸的思想情感走筆，枯燥的文稿也就有了初春的新綠，我索性把文章標題取作《老王的心愿》。文字改變了王師傅是編外職工的身份，描寫出有主人翁精神的“天保”職工老王，敢于在職代會上提出植樹造林的合理化建議，引起了報社記者的注意，在記者采寫的文章見報后，政府領導極為重視，從而開創了“天保”事業新局面。當然這是一篇文學作品，王師傅絕對不是小說中的老王，但他卻是老王的原型。

2005年4月這篇小小說在《云南林業》上發表后。我再次來到小中甸，可當敲開林場小院門戶時，新住戶主人劉師傅對我說：“王師傅老伴退休了，他們一家人搬去寧蒗縣戰河鎮。”這才讓我想起王師傅之前說的話：“我老伴家鄉在寧蒗縣戰河鎮，那里自然環境和交通條件好，等她退休后，我們將去那里開飯店和發展種植業。”后來我和王師傅失去了聯系，而《老王的心愿》成了我對他的記憶。

王師傅一家走了，而我的工作還在繼續，再到小中甸時，我選擇了公路邊新開的一家“秀林食宿店”為工作定點。秀林食宿店的男主人姓陳，人們都叫他陳老師。陳老師看上去就是個知書達理的讀書人，在店里他只是個幫手，大小事務都靠他老伴一手操持。他們家有兩個孩子，上大學的女兒即將畢業，小兒子正準備高考。他們家兒女和我們家孩子年齡相差無幾，我在陳老師家住宿時，和他們夫婦有了更多的共同語言。

后來我才知道陳老師是壯族，老家在文山州廣南縣，是上世紀80年代初到中甸林業局的。之后林業局創辦子弟學校，他從林場一線調為子弟小學教員。而就在林產企業撤銷時，他被分流到小中甸農村小學任教，可老實巴交的陳老師到了退休時才知道，教師職業的他卻還在領取工人工資。他老伴陳嫂是四川人，原來也是林場工人，可陳老師調到村小任教后，陳嫂流轉成了個體戶。為了兒女的成長，已經退休的陳老師一家人，還得住在年久失修的原中甸林業局職工宿舍，他們還租用了公路邊的木板房，辦起了食宿店，希望能獲得經濟收入，改善家庭生活條件。我的到來很受他們家的歡迎，為陳老師的工資問題，我也盡力幫他查找資料、起草申請報告。

2005年7月，陳老師的女兒從云師大畢業了，接下來女兒工作的事也讓他們夫妻倆操碎了心，好不容易他們女兒考取了玉龍縣小學老師，可當得知分配到大山深處一所小學時，這對夫婦卻又轉喜為憂。我說：“現在各地都很重視教育，那里的學校條件一定不會差。”可他們夫婦倆還是對女兒放心不下，陳嫂準備好了臘肉、香腸等食品，催促老伴去探望女兒。回來后陳老師在電話里對我說：“女兒去的學校在玉龍雪山腳下，自然條件還不錯，但就是道路崎嶇遙遠，從公路主道到山鄉還有20多公里的村道。”我說：“教師戀的是三尺講臺，不會在意路途遙遠。再說以后她有了自己的車就方便多了。”那時我雖然嘴上寬慰陳老師，可心里卻為兒子工作的事焦急不安，因為這年我兒子也大學畢業了，沒找到工作的他，只能在外打工。

后來，我兒子考上了公務員，我們一家人沉浸在喜悅當中。而難以從巨大心理變化中平靜下來的我，很快轉為了同情那些為兒女工作操心的父母。于是我以陳老師為原型，寫了一篇題為《我兒子》的小小說。描寫“我兒子”從省城師范學校畢業后，先是一直找不到工作，后來去了山區“一師一校”的學校任教，嘗到山鄉生活苦處后，兒子退縮回了家，“我”一氣之下把他趕出了家門。之后兒子轉變了思想，堅守在山鄉，讓“我”帶回一壇蜂蜜說，春天的山鄉花兒盛開，風光很美，用山花釀蜜糖很甜蜜。

這篇第一人稱的小小說于2006年底在《迪慶日報》發表后，有認識我的讀者給我打來電話，他們關心著我兒子工作的事，我謝過他們后說：“小說是虛構的，我兒子進了省城一家單位工作。”就因為這篇小小說感人，一年過后它被《時代風采》雜志轉載，但標題被改為了《甜蜜的山花》。也就因為這篇小小說原型是陳老師，故事中的“我”是林場職工。于是我興高采烈地帶上這期《時代風采》來到小中甸，起先我以為陳老師一定會為我而高興，哪知他接過書后就落下了淚水。我說：“您沒必要為小說而動情。”他說：“這篇文章我看過了，是很感人。我們家就要去楚雄市了，你的到來讓我舍不得離開林場啊。”我問：“怎么會是說走就走呢？”原來他們家兒子考取了楚雄衛生學校大專班，即將結婚的女兒婆家也是楚雄人，考慮子女的發展，他們家只好舍棄生活多年的林場，移居至陌生的他鄉，去接受不同既往的生活。

見王師傅家走了，陳老師家走了，還有幾戶我認識的“老天保”也走了，我心里有一種莫名的酸楚。雖說林業人的命運如同樹木的樹葉，遵循著春綠秋黃的年歷，可向來比較傾向走出大山的我，卻在很長時間里不知道該用什么樣的語言表達對林業人的情感，如何去歌頌和贊美他們的奉獻精神。

今年3月的一天，《云南林業》雜志社給我打來電話，告知將把我一篇寫藍花楹的文章，改題為《五月昆明的藍色交響曲》，用做刊物第5期封面的文案。這讓我高興的同時，也催生出我寫作的激情，于是我在寫完小小說《心愿》之后，又重寫了散文詩《瞭望塔（外一章）》，我用詩歌的語言描寫樂于奉獻的林場職工，讓我始終難忘“高高聳立的瞭望塔，自由飛舞的喜鵲鳥。林場工人歡樂的歌聲，林海深處的幸福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