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學生活是從一根小扁擔開始的。

火熱的夏天過去不久，我接到了大學錄取通知書，是省內一所末流師范院校。比起那些到首都、進西南、下廣州的同學，我等于在家門口上大學。但我還是認真準備起程，畢竟，這是我第一次出“遠”門。

父母是不可能送我去學校的。二三十元的盤纏，對于當時一個農村家庭，是一筆不算小的開支，能節省盡量省。再者，在父母眼里，我比他們有文化，身材比他們高大，已經長大成人，可以單獨飛出家門了。事實上，從未出過遠門的我，心理上還脆弱得像個孩童，心里惴惴不安。

我把所有的行李精減為一只舊皮箱和一床被窩。舊皮箱是當兵的哥哥淘汰下的，箱里塞滿了衣物；被窩里也是實的，裹了棉鞋和我估計用得著的十幾本書，如《現代漢語詞典》等。面對這兩件沉重的行李，我想，應該擁有一根扁擔。

一個農村家庭，不可能缺少扁擔，既有可以挑得起二三百斤糧食的硬杠子一樣的大扁擔，又有彎弓似的走起路來會有節奏顫動的挑水扁擔，還有寬寬的、彈性很好、通常女工挑塘泥用的毛竹扁擔。這些扁擔都不中我意，也不能拿了家里的扁擔給父母勞動帶來不便。我要擁有一根精致靈巧、適合我挑物品進大學校園的小扁擔。

我選中屋后池塘邊一株柳樹，用斧頭砍下，截取中間最直、粗細均勻的一段，約有一米二長，去了枝，皮也不剝，決定用它做我挑行李上大學的扁擔。勞動經驗豐富的母親提醒我：圓的壓肩，又會滾來滾去，不好挑，你去后莊請大爹幫刨一下！

家里抽屜中正好有半包“相思鳥”，大概是父親幫人家“抬重”（抬死人）主家答謝的，父親不抽煙，一直擱在那兒。我拿上這半包煙，提著那根半成品扁擔，去后莊找一位姓王的大爹幫忙。大爹是個老木匠，喜歡抽煙。

半包“相思鳥”的代價沒有白費，上過刨子的柳木扁擔變成了白花花的模樣，扁扁的，中間粗，兩頭略窄。大爹還用鐵釘在兩端為我各釘了一個扣子，他說：既然是扁擔，就要像扁擔的樣子，扁擔一上肩會彎，沒有扣子東西會往下滑，到時候活受罪。

拿著這根漂亮、嶄新的小扁擔往回走的路上，我禁不住掄著它在頭頂旋了幾圈，那得意勁兒和英雄氣概，就像打虎的武松握著哨棒。

  就是這根特制的小扁擔，挑著我的行李，也挑著一個農家子弟的夢想，把我送進了江海之濱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了那個城市的車站，有學兄學長在接站。他們把我送上學校的大巴，竟向我提出一個出乎意料的請求：你的扁擔抬東西很方便，能不能先借給我們用一下？

那時我還沒有學會拒絕，即使會，也不一定拒絕這個請求，因為他們那么看得起我的小扁擔，稱贊了它，希望借用它，在一個人地兩疏的新環境，這給我帶來極大的驕傲。人在驕傲的時候最容易做出輕率的決定。就這樣，我連頭也沒來得及點一下，那幾位學兄學長就拿走了我的小扁擔。

我的小扁擔自此沒有再出現。

正式開學后，我曾問過一位有點眼熟、當時好像接站的學兄：“你們那天把我的小扁擔弄哪去了？”

小扁擔？那位學兄似乎早忘了這事，支吾了半天，也沒說清小扁擔的下落。我知道，我的小扁擔再也不會回來了。

這是20世紀80年代末的事。一根柳條而已，自己視為珍寶，在別人眼里不值一提，這就是許多老物件保留不下來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