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春，我到三壩鄉(xiāng)哈巴村駐村工作。進村不久，在村里的集貿(mào)市場上遇見了多年不曾相見的蘭文亮先生。我與蘭先生相識已經(jīng)40多年，不承想，他家就在哈巴村，他從三壩鄉(xiāng)文化站退休后，就一直居住在龍旺邊回族村民小組的家里。

這年的蘭文亮先生已年過七旬，但身體硬朗、目光有神。見到我，他滿臉堆笑，然后便熱情洋溢地講起了往事，談起了我的過去和現(xiàn)在。我有些詫異，我和這位蘭先生雖說認識，但已多年未見，他怎么就知道我那么多事呢？

“你呀就不會關(guān)心蘭叔叔（我對蘭先生的稱呼），我一直都在打聽你們一家的消息。退休以后，我一直訂閱《迪慶日報》，從報紙上，我看到了你寫的文章。”蘭先生不緊不慢地對我說。我們走進路邊一家回族餐館，在餐桌上漫無邊際地交談開來。

我很欽佩蘭先生的記憶，他居然還記得我中學時寫的作文，并對我多年來發(fā)表的文章進行了點評。還一字不差地背誦了我多年前發(fā)表的散文詩《小扎西的向往》，這讓我十分感動。

我和蘭先生認識應(yīng)該追溯到1972年，蘭先生調(diào)到我父親的工作單位縣民間運輸站當會計。那時，我還是一名初二的學生，蘭先生已30多歲，他身材高挑、面部輪廓清晰、舉止優(yōu)雅，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喜歡寫作，曾讓我替他向中學老師借語文課本來學習。

記得有一次，父親把蘭先生叫到我們家里。我從門外聽父親對蘭先生說：“你哥哥讓我勸勸你，盡快找個對象結(jié)婚。我也希望你安心做好民間運輸站的工作……”

后來，蘭先生回農(nóng)村相親去了。有一天，他給我父親打來電話說，他快要結(jié)婚了，要父親再準他幾天假。父親聽說后很高興，還對我說：“你以后要向蘭叔叔學習，他工作很認真，還會寫文章。”可讓父親沒想到的是，蘭先生休假歸來不久就被調(diào)到了縣文化館工作，成了一名攝影記者。

這之后，我一直都在關(guān)注蘭先生的工作情況，他在新的工作崗位上便顯露出了才華，在上世紀的七八十年代里，經(jīng)常會見到他的攝影作品出現(xiàn)在省級、國家級的報紙和畫報上，縣文化館的櫥窗里更是常常有他的作品展出。還曾見他發(fā)表在《民族文學》和《原野》雜志上的散文《哈巴雪山的杜鵑花》，從他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對哈巴鄉(xiāng)的山川風物和人情世故的深厚感情。

記得1978年夏天，我還是一名下鄉(xiāng)知青，一天，我在石卡雪山牧場上勞動時遇見蘭先生和縣文化館的同事上山來采風，我高興地請他們留在牧場上。夜里，他對我說起攝影和寫作的關(guān)系，這讓我對他的工作羨慕不已。心想，什么時候才能和他一樣從事攝影或?qū)懽鞯墓ぷ鳎?/p>

這年底我回城參加了工作，卻成了一名拖拉機手。羞于自己的職業(yè)，我不太好意思去找蘭先生談?wù)撐幕隆Ｖ钡胶髞碚{(diào)到縣政府部門工作，才覺得應(yīng)該找蘭先生好好交談，可那時的他已經(jīng)調(diào)到了老家文化站工作了。所以，這次與蘭先生的相遇和交談，讓我十分開心，也勾起了對往事的記憶。

只是這次的相遇和交談，讓人感嘆歲月催人老，青春已遲暮。這年的我已接近退休年齡。可年長二十歲的蘭先生卻人老心不老，他懷文抱質(zhì)地對我說：“我想趕快寫點東西出來，趁你下鄉(xiāng)幫我改一改，然后帶去迪慶日報社。”同時又說：“你還年輕，應(yīng)該趁這次難得的下鄉(xiāng)機會，多寫點哈巴村的文章出來。”我很贊賞他的想法，答應(yīng)一定會到他家里和他討論稿子和交流寫作。

這一年，張弛有度的工作到了年底才輕松下來，一天，我想起了蘭先生，便打算進村去拜訪他。于是，我把自駐村工作以來發(fā)表的文章復(fù)印裝訂成冊，為了表達俗常人情還購買了一個保溫杯。準備好后，我?guī)蠌?fù)印件和保溫杯走進了龍旺邊村民小組，找到了蘭先生的家。

萬萬沒想到的是，當我走進蘭先生家里時，面對我的只有蘭先生一副僵硬的笑臉，當我把手里的復(fù)印件和保溫杯遞到他手里時，他夫人很快伸手接過東西。起先我沒發(fā)現(xiàn)有什么不對勁，便坐下來打算和蘭先生交談。為此，我再把桌上的復(fù)印件遞到他手中，沒想到他竟然把復(fù)印件倒拿在手里，翻來覆去地看。此時我才注意到他一臉的漠然，那呆滯的目光似乎在告訴我：他和我素不相識。

蘭先生的夫人沒有向我作任何解釋，只聽她說：“你工作忙，坐一下就走吧。”霎時間我明白了，此時的蘭先生已經(jīng)患上了嚴重的阿爾茨海默病。走出蘭先生的家，我的心里沉甸甸的。年初還是好端端的，怎么才幾個月就變成了這般模樣？這么快就被淘盡了思想靈魂，變得冷漠呆板，竟然還把所有的事情忘記得一干二凈。

第二年我再度來到哈巴村駐村工作，那時，鄉(xiāng)衛(wèi)生院的一位醫(yī)生和蘭先生是親戚，我向他打聽蘭先生的病情，他告訴我說情況越來越糟了。我心情沉重，但沒再去看望蘭先生。這年下鄉(xiāng)工作結(jié)束后不久，我便辦理了退休手續(xù)。

去年，我為出版《哈巴村里笑聲多》一書，再次來到哈巴村征求書稿意見，才得知蘭先生于2019年去世了，聽到這一消息，我并沒有感到突然。我想，當一個人的生命回歸于自然，或許就是一個新的開始。疾病和死亡是我們無法回避的，但只要坦然面對，從而積極努力、樂觀向上，便無悔于人生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