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媒：哪些美國總統對美崛起影響最大？

?英國《金融時報》8月15日發表了題為《對美國崛起影響最大的總統們》的文章，主要內容如下：

　　由于未能讓美國人相信必須做好與阿道夫·希特勒領導下的德國開戰的準備，富蘭克林·羅斯福嘲諷地說道：“你想領個頭，但回頭一看，身后一個人也沒有，這種情況多么可怕啊。”

　　美國總統通常的權力遠沒有聽起來那么大。學者、記者和總統通常會夸大其職權。盡管羅斯福使盡渾身招數，但仍然沒有治愈美國的孤立主義。正是1941年12月日本帝國偷襲珍珠港，才最終讓美國從幻想中醒來。

　　哈佛大學的學者約瑟夫·奈編寫的一本有關總統領導力的薄薄的小冊子，為許多神話提供了很好的“解毒劑”。經常接受白宮咨詢的制出了一份美國總統對美國崛起的影響力的排名榜。

　　奈在研究過程中自己也感到意外。他發現，影響最大的是德懷特·艾森豪威爾和老布什等更為溫和的“交易型”領導人，而不是那些偉大的“變革型”總統，尤其是伍德羅·威爾遜、羅斯福和羅納德·里根。

　　或許這并非意外。在對國際事務的了解方面，其他美國總統都比不上艾森豪威爾或老布什。艾森豪威爾一直擔任歐洲盟軍總司令。老布什曾擔任美國駐華外交官、中情局局長和副總統。兩人在競選時都沒有提出要重新設計世界。但在奈看來，兩人在擴張美國權力方面更為有效，而且所用方式也比他們的前任更道德。

　　在8年任職期間，艾森豪威爾沒有讓美國陷入大規模戰爭，而且屢次拒絕使用原子彈的建議，尤其是在朝鮮、越南奠邊府和臺灣海峽爆發危機期間。他對自己的顧問們表示：“你們這些家伙肯定瘋了。我們絕不能在10年內兩次使用那些可怕的東西來對付亞洲人。”

　　同樣，老布什也遠不像其團隊中的大多數成員那樣興奮。當柏林墻倒塌的時候，他拒絕了他們要大出風頭的建議。他表示：“我不會拍打胸脯或在柏林墻上跳舞。”他的克制更容易讓蘇聯后退。

　　相比之下，美國那些大談抱負的總統對美國崛起的影響最小。奈顯然不喜歡演講或布道。他寫道：“美國的例外主義意味著對歐洲權力政治的說教，這不一定符合道德。”

　　威爾遜拒絕與美國國會參議院在任何細節方面達成妥協，使美國失去了加入國際聯盟的機會。建立國聯的倡議正是由他本人提出的。威爾遜的長老式的固執讓他的大部分夢想以及著名的十四點和平原則化為泡影。當時的法國總理喬治·克列孟梭表示：“即便上帝也只有十條誡命。”

　　約翰·肯尼迪和林登·約翰遜均未獲得多大的關注。他們做出的擴大越南戰爭的決定，導致美國犯下了20世紀最嚴重的外交政策錯誤。按照奈的對比，這種決定導致他們在本應博弈之際，卻引發了意識形態的多米諾骨牌效應。即便是理查德·尼克松也沒有受到奈的青睞。尼克松引人注目地恢復中美關系正常化，改變了冷戰的性質。按照奈的說法，美中關系緩和是一種防御性舉措，而非美國霸權的擴張。亨利·基辛格不太可能成為這本書的粉絲。

　　奈對里根要溫和得多。與威爾遜一樣，里根是一位道學家。但他以“一種普世的風格”隱藏了自己的宗派主義。盡管里根對世界不太了解，但他對人的了解很深。與老布什和柏林墻一樣，他無視其顧問對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的疑慮，繼續與這位蘇聯領導人做有利可圖的交易。但他的影響不是變革性的。這種榮譽屬于戈爾巴喬夫本人。至于蘇聯，它在里根上臺之前就已開始分崩離析。他只是幫助蘇聯沿著這條路走下去而已。

　　這樣的一本書不可避免地不夠客觀。奈援引“領導力理論家”的說法稱，總統對事件發展進程只有10-15%的影響力。只有在非常罕見的情況下才有更重大的影響，就像納爾遜·曼德拉在后種族隔離時代的南非所表現的那樣。就未來而言，奈贊揚了奧巴馬“幕后領導”的天賦——這是美國第44任總統與第41任、第34任總統共同擁有的特征。但奈建議，奧巴馬應該少發表那些重大演講。他表示：“奧巴馬總統及其繼任者都應警惕一種思維，即變革性宣示是（成功的）關鍵。”最好做一名安靜的園丁，而不是一名景觀設計師。（新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