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古人是如何辭職的

雍宛涼

今年5月，伴隨著河南女教師“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辭職信的走紅，與辭職有關的話題日趨熱門，一度高居大眾話題的頭條。如此優雅又率性的“說走就走”，羨煞了諸多在工作中累成狗卻不得不為了房貸、車貸和孩子奶粉錢忍氣吞聲的勞苦大眾，這封信也因此被冠以“史上最具情懷辭職信”的美譽。

其實，歷史上像這樣有情懷的辭職信不勝枚舉，古人撂起挑子來，那才一個個都是瀟灑而任性的范兒呢。

劉知幾和吳兢：為完成自己的理想

如果說陶淵明的辭職是為了追尋遠離俗務的田園山林，那劉知幾和吳兢的辭職則是為了更好地在政壇之下完成自己的理想，因為政治的黑暗阻礙了他們抱負的施展。二人都是在唐代官方修史機構史館中工作的杰出公務員，曾合作修撰唐睿宗、武則天、唐中宗三朝實錄，是志同道合的同事兼好友。劉知幾出身書香門第，兒時對史書《左傳》就情有獨鐘,一直通覽群史，讓他在步入仕途后很快就嶄露鋒芒，成為頗受朝廷器重的史臣。而吳兢，雖然缺少劉知幾得天獨厚的家學淵源，但從小立志貫知經史，勵志勤學，受到宰相魏元忠、朱敬則的賞識，被推薦到史館工作，成為劉知幾的同事。

本來，兩個熱愛史學的青年應該是志得意滿，躊躇滿志，希望在此大展宏圖的。不幸的是，彼時的史館已沾染了太多當時官場中不良風氣，這違背了劉知幾、吳兢這樣正直史家的心靈底線和著史原則；高層的政治斗爭也蔓延到原本清凈的史館中，同僚之間爾虞我詐，庸史之才荒廢本職而以鉆營升官為務。如此的烏煙瘴氣的現實讓二人絕望，他們回顧自己的出仕生涯，發現竟無一件可圈可點之作，不禁悲愧交加，憤而辭職。二人都在辭職信中表達了自己掌史多年卻一無所成的義憤與無奈，希望能夠離開這片污濁的空氣，去追求自己曾經干凈純潔的治史理想。

劉知幾因在辭職信中歷數了史館眾多弊病而傷害了某些顯貴之人的利益，索性退而私撰《史通》，完成了中國第一部史學理論的煌煌巨著。而吳兢，在第一次辭職未被批準之后又三次上表，以父喪為由堅去史職，終獲允許。與此同時，他私撰本朝國史以實現自己作為治史者的追求。

陶淵明：《歸去來辭》表心志

陶淵明可謂是“辭職專業戶”，一生辭職多次。陶淵明最早出仕當官為州祭酒，做州的文職公務員，然而很快他就受不了繁復的文書工作，辭職回了家。不久，州里又召他來做主簿，他連赴任都懶得去，直接推掉，在家閑居。一年后，陶淵明入桓玄幕府，但翌年就因母喪回家丁憂，再一次辭官。三年后，他雖然又先后做了鎮軍、建威二將軍的參軍，但此時“目倦川途異，心念山澤居”“園田日夢想，安得久離析”等詩句，已透露出他對政治的厭倦。再度辭職后沒多久，陶淵明收到了彭澤縣令的任命書，猶豫再三，他決定再嘗試一次踏入官場。然而很快，在一次接待上級監察官督郵的活動中，他因不愿卑身事小人而發出“不能為五斗米折腰”的豪言，任性地解印去縣，并賦《歸去來辭》表明心志，表達了對自己過去屢次身陷碌碌仕途的否定和追悔，決心從此以后歸心三徑，不問世事。這是陶淵明最后一次辭職，也辭得最為徹底。是后，陶淵明一直歸隱田園，即使生活困窘，也怡然自得。

海瑞：辭職信罵遍朝野

相比之下，明代大清官海瑞的辭職就頗有些賭氣的意味。海瑞為官歷嘉靖、隆慶、萬歷三朝，是個著名的清官，深受百姓愛戴，卻被不少官員豪強所忌憚。他的這份辭職信《告養病疏》寫于隆慶四年（1570年），當時，他在應天巡撫任上大力懲治貪官污吏，打擊豪紳富戶，損害了眾多權貴的利益，大家都恨他恨得牙癢癢。吏科給事中戴鳳翔就是這些銜恨于海瑞的人之一，他利用自己主管官員監察的權力，上疏參劾海瑞“沽名亂政、大乖憲體”。海瑞雖然上了奏折為自己做辯護，但無奈當時他得罪的人太多，趁機落井下石者甚眾，朝廷抵不住壓力，只好下令改任他為南京糧儲。海瑞無法接受自己正直為民卻遭貶黜的現實，索性遞了封辭職信，說官場太亂，群臣皆庸，自己身體衰憊，還要回家侍養老母。

這篇“大放厥詞”的臨別宣言，看似驚世駭俗，然對向來敢于犯顏直諫的海瑞來說，也無足為怪。早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海瑞在福建南平縣當教諭，職位也就相當于縣級中學的老師，曾有上級督學官來視察工作，海瑞和兩名同事前去迎接。見到督學，其他二人都俯首跪地，唯獨海瑞站得筆直，他不卑不亢地說：“這里是教師教育士子之地，教師應保有自己的尊嚴，不能向上級下跪。”（濟南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