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海拔高至5640米的扎拉雀尼峰到海拔最低處2260米的霞若鄉，在落差3380米的浩瀚山巒間，滇藏公路蜿蜒盤旋，貫穿其間，見證著雪山的蒼蒼四季，朗朗情懷。也正是在這條穿越了自然神奇，撐起了人類精神脊梁的公路上，我時常想起一位逝去的雪域養路人，感受著他活著的雪域路工精神。

那是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一位外鄉人來到了陌生的迪慶高原，走進了雄偉而渺無人煙的白馬雪山。那時的他是那么年輕，操著一口家鄉話。和很多當年的年輕人一樣，懷著一顆赤子之心，到最艱苦的地方去，用自己畢生的力量報效黨和國家。就這樣，他來到了剛剛成立的迪慶公路總段，走進了白馬雪山道班，做了一名最普通的養路工人，那時藏區生活條件異常艱苦，沒有通電通水。剛剛解放不久的迪慶高原，還殘存著許多敵對勢力、土匪惡霸，他和同事們甚至要冒著生命危險，背著槍一邊警戒一邊養護公路。朝與烈日相隨，夕與山林野獸為伴，在廣袤的迪慶高原，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鏟積雪，清冰凍，保通行。每到冬季大雪封山好幾個月，他就要長時間在海拔4000多米的公路上工作，沒有任何的機械設備，就是靠手上一把鐵鍬，一個簸箕等簡單工具，無論寒冬酷暑，風雨無阻地保障著滇藏公路這條生命線的暢通。

漸漸地，他的皮膚不再白皙，在高原陽光的照耀下變得粗糙黝黑，慢慢地再沒有人叫他外鄉人，也沒人知道他來自哪里，只知道他是道班工人，一個雪域公路守護人。在他的心里家鄉從一個腦海里清晰的畫面變成了永遠的夢，而只有眼前這條公路，和不遠處那一間木楞房里面紅紅的炭火才是他生活的全部。終于有一天，初夏的雨伴著五彩云朵降落的時候，拾菌子的藏家姑娘路過了木楞房，借著那一道暖暖的火光，姑娘給他打了一碗藏家的酥油茶。從此，他再離不開這茶香。就在菌子枯竭的季節，他走遍了雪山，找到了老阿媽，帶回了那位善良美麗的姑娘。

就在這個時候，他的鄉音慢慢消失不見，只是為了她心愛的姑娘歌唱。他漸漸唱出了藏家的歌謠，用藏語訴說著自己的款款深情。從此，藏家姑娘跟隨著他的腳步穿上了橘紅色的道班服，走上了公路，開始了養護工人的生活。不久他們有了一個健康孩子，活佛給小孩取了個好聽的藏名叫扎西。

下雨天時，他總和同事們一起披上厚厚的蓑衣去查路，冬天鏟雪時，妻子就為他準備好厚厚的棉衣和熱熱的糌粑。有空的時候，他最愛做的事就是帶著孩子去公路邊植樹。每當看到公路兩邊的雜草，路上留下碎石，他總會不自覺地清理起來。這是一種習慣，就像眼睛里容不得沙子一樣。對待公路他總是那么的較真，不容絲毫馬虎，哪里的坑塘需要填補，那段路需要清理，他都如數家珍，每年總段工會下鄉慰問時，他總惦記著多要幾袋砂子，幾件工具，他說：“不放心那段路，要去好好養養。”

一年又一年過去了，孩子們慢慢長大了，走出了白馬雪山。改革開放三十年后，祖國的發展變化日新月異。迪慶高原的各項事業都有飛速的發展，公路養護更是進入機械化時代，白馬雪山迎來了一批又一批的年輕養路工人，一座座整齊的道班房，大型的挖機、裝載機讓養路人工作和生活條件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他也就默默地退休了。近40年的高原工作生活，讓他患上了一身的病痛，高血壓、雙腿風濕，孩子們勸了又勸，他卻總不愿搬走，固執地守候著深山的四季，執著地守望著雪上的公路。

進入新世紀，他終于從一個翩翩少年到了人生的垂暮。總段領導專門去白馬雪山看望他，拉著他的手，問他有什么要求，還有什么心愿要達成。他似乎有所觸動，雙眼噙滿了淚水木訥地說道：“別的沒什么，就是想回家鄉去看看”。聽到老人這句話，在場的人忍不住落下了淚水。為達成老人的最后愿望，總段領導親自陪同他走上了返鄉的旅程，這是近40年來，老人第一次走出白馬雪山，第一次找尋回家的路。當車子到達老人家鄉的縣城，他急切地向車窗外張望著，搜尋著腦海中關于家鄉那點滴的記憶。但四十年過去了，家鄉的村子早變得物是人非，他看看這里也像，那里也像，一連找了好幾天卻始終無法確定。領導對他說：“不急，我們慢慢找，您好好想想還有沒有什么親人可以聯系。”老人長舒一口氣說：“不找了，找不到了，能回來看看，我已經滿足了。”領導不依地說：“不行，一定要幫您找到家鄉親人，我們去當地有關機關去問問吧。”老人卻執意要回去，喃喃自語：“不找了，不找了……”回到迪慶不久，老人就安詳的走了，孩子們把老人葬在了白馬雪山上，那條蜿蜒的公路旁，讓他可以永遠地守護著公路。

有這樣一群人，他們一走就是一輩子，一守也是一輩子，他們把雪山當家，把養路、護路當做一生的承諾和追求，正是這份堅守才有生命線的暢通，才有出行的安全。而他們的生命就在一個不為人知的角落里漫漫隕落，消逝。也只因他們，我們才會說，生命真好。（王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