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30年與后30年：破解“中國奇跡”

　　兩個“30年”

　　從新中國成立到現在，近60年，改革開放把這60年分為幾乎相等的兩半：前30年和后30年。

　　前30年我們在干些什么呢？在前30年中，我們關起門來搞了那么多的政治運動，無限地夸大階級矛盾；我們根據書本和前蘇聯的示范，認定計劃經濟等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等于資本主義，把我們導入誤區，嚴重地妨礙了我們進入科學發展的軌道。我們知之不多，偏見不淺，只看到西方國家的黑暗面，而對資本主義的重要作用，特別是它在現代文明中的變化發展，都不甚了了。可以說,在這個年代里,我國的經濟實際成了“運動經濟”、“命令經濟”，把國民經濟幾乎搞到崩潰的邊沿。

　　尤其是“文革”時期, 政治運動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經濟學常識有一個“正面效應”和“負面效應”的原理，“正面效應”意思是說,在社會運動、改革或變革過程中，社會在受益，人民在受益，只是受益多少有所不同。“文化大革命”恰恰相反,是一個歷史上非常罕見的全“負面效應”。在那個年代里，除了“四人幫”等幾個極權人物外，幾乎所有人都受損和遭殃，社會在一波又一波政治運動中被弄得滿目瘡痍。毫不夸張地說，如果“文革”再搞下去,真有亡黨亡國的危險！

　　改革開放，使中華民族從災難深重的10年“文革”中拯救出來。這是一個怎樣估計都不為過的偉大創舉，開創了一個嶄新的時代，其意義不亞于一場偉大的革命。

　　“奇跡”是什么？又是怎樣創造出來的

　　“奇跡”是改革開放創造出來的。其過程可分前后兩個時期或階段：一個是從1978年至1992年；另一個是從1992年到現在。

　　中國的改革進程，通常都說是從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的，其實，改革從1975年就開始了。那時不叫“改革”，而叫“整頓”，后因“四人幫”的干擾而中斷。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將改革開放以黨的決議形式定了下來。

　　此后，廢棄了“人民公社”，農村實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民解放了，農民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了,促進了農業的大發展。而城市工業進入“喬廠長”時代,即廠長負責制代替黨委負責制；強化科學管理與經濟核算；追求計劃平衡與最優化，因而工業也得到迅速恢復和發展。

　　但是，“喬廠長”的壽命很短,很快出現了局限性，加上這時在蘇聯以及東歐的一些計劃經濟比較完善的國家，也都開始出現了計劃經濟的“末世”，計劃經濟不靈了,市場經濟明里或暗里都在發展。在這種國內和國際因素綜合推動下，市場經濟很快在我國農村和城市以及工業等領域發酵、傳導和推進,市場交換在擴大，大力推動了城鄉經濟的發展。

　　1984年以后，我國工業在國有經濟體制下引進“市場調節”機制，實行“政企分開”。相繼在財政分配上實行“利改稅”改革、在投資上實行的“撥改貸”改革、在流通上實行“雙軌制”改革、在經營上實行“承包制”改革，乃至發生1988年的價格“闖關”。與此同時農村經濟出現第二次高潮：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并且很快突破“畫地為牢”的限制，發展到“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地步，在農村產值中的比重鄉鎮企業開始超過農業(種植業)，農民突破了由“離土”不“離鄉”到“離土”又“離鄉”的限制，“非農化”之潮開始興起，傳統的城鄉壁壘開始動搖乃至局部坍塌。

　　但是，此時的鄉鎮企業仍未擺脫“給國有大企業拾遺補缺”和“不與國企爭資源、爭市場、爭人才”的桎梏；而同時工業承包制導致的“短期行為”、“公雞下私蛋”、“個人負盈公家負虧”，雙軌制下的“官倒”的產生，也使改革的公正性受到責疑,從而導致80年代末的“改革危機”。

　　這時,社會上反改革開放的聲浪甚囂塵上，更在“特區”問題上大做文章，迫使中國的第一階段的改革不得不落下帷幕。

　　“如果沒有‘中國制造’，如何活下去”

　　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力挽狂瀾，端正了以市場經濟為改革取向的大方向，改革進入第二階段。在這個期間內, 按照市場經濟的要求,我國大批的國有企業從承包制轉變到以“明晰產權”為標志的“現代企業制度”——公司制改革上來，完成了“轉制”與“重組”。一部分鄉鎮企業也實行了“轉制”和“重組”。

　　相繼, 各種金融工具與虛擬經濟也在改革開放中獲得了空前的發展。

　　特別值得關注的是2001年“入世”的成功，國門大開，中國經濟大踏步地走向世界，融入經濟全球化潮流。回想入世之時，國內外的議論頗多，主要的論點是兩種：一是說，中國這種體制不適應經濟全球化，關起門來還湊合，在開放了的全球化競爭中肯定要垮下來！這就是當時的所謂“中國崩潰論”。還有一種說法,全球化會加速中國融入國際市場,更多更好地引進國外的人才、科技，學習市場規則，讓世界先進的東西來影響中國，改造中國, 使中國強盛起來。這就是當時所謂的“中國進步論”。

　　如今,事實已經驗證,后一種看法是對的。入世后這些年來，中國表現出來的強大競爭力,恐怕是連我們自己都沒曾想到的。GDP、貿易與資本項目下的“雙順差”、科學技術、城市化都呈現出爆炸式的增長。世界各地的資本潮水般地涌進中國，中國生產的商品也潮水般地涌向全球,因而中國成為“世界工廠”。根據美國人自己統計，在美國人的現行的家庭消費中，有近1/2的消費品是“中國制造”，他們驚嘆：“如果沒有‘中國制造’，如何活下去？”

　　由于中國與世界雙向交往擴大，在“世界影響中國,中國影響世界”的互動中,重心逐步向中國方面傾斜，中國對世界的影響力前所未有地擴大，從而中國的聲望、形象、地位等前所未有地提高了。

　　美國《新聞周刊》2007年12月22日發表扎卡里的一篇題為《強悍然而尚顯脆弱的超級大國的興起》中說：“中國用20年的時間經歷了歐洲用兩個世紀才完成同樣程度的工業化、城市化和社會轉型。”

　　有人說，這種“奇跡”如同一部恢宏的交響曲，是一幅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我認為，對這種變化，無論怎樣估計都不為過。關于這點，只要對中國歷史特別是對近代史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稍有所了解的人，以及理智清醒的人,都是不難理解的。

　　現在國際上有所謂的“中國威脅論”，它主要是強調中國國力的強大會對他國構成威脅。這樣的說法無論在事實上還是價值上都是站不住腳的：一方面，中國的國力如今遠未強大到足以威脅別人的程度；另一方面，中國從來沒有威脅過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相反,那些霸道的強權的國家在歷史上或現實中卻不斷地威脅中國，中國有權發展自己的國力，防御來自國外的任何威脅或恐嚇。

　　一場不可避免的大爭論

　　1992年后的十五年來中國所取得的進步是巨大的。但是,在這十五年中所積累的問題之多也不容忽視。在眾多的問題中,社會公正問題是比較重要的，并越來越突出。我們原本想,第一次分配講效率, 第二次分配講公平，就能解決這一問題。而事實并非完全如此，這些年來，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并沒有像我們設想的那樣，只要“把蛋糕做大”，通過第二次分配或再分配，就能緩解“分配不公”的矛盾，而是出現了經濟發展與內部外部矛盾同步持續發展的現象。

　　正因為如此, 近年來,在學術界，圍繞改革開放產生了一些不同的看法，有的分歧和爭論甚至相當尖銳，一些“極左”和“極右”從根本上反對改革的觀點竟然也出現了,從而使爭論變得更加復雜和激烈。

　　在這個世界上,從來就沒有免費的午餐。應當看到,中國經濟并非全都運行在陽光明媚的日子里,在取得巨大成績的同時,也出現這樣或那樣的問題,是很自然的。坦誠地說,除上述分配不公等外,還有城鄉和區域經濟結構失衡,環境污染,經濟增長方式的粗放,資源浪費嚴重,經濟效益不高,體制和機制不完善, 貪污腐化,等等,其中有些矛盾也很突出。但面對這些矛盾和問題,必須冷靜地思考,這是些什么性質的問題?我體會,所有這些矛盾和問題，都是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大背景下所呈現出的問題，實質是屬于發展和前進中的問題，大多是改革還沒有到位的問題。對于這些問題，用溫總理的話說：應“知難不難，迎難而上，知難而進，永不退縮，不言失敗”。溫總理還說，只能用“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來解決，“不能停頓，倒退沒有出路”。

　　歷史和現實都一再證明，不論是革命或建設，“極左”和“極右”都是極其有害的。來源：北京日報(作者宋養琰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原副院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