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風暖百花開——自述兩個小故事反映時代變遷

● 楊洪程

1981年7月，我從迪慶州師范學校畢業分配到維西縣永春校區古宗灣小學任教。轉眼間，37年過去了，親身經歷的兩個小故事還歷歷在目。

“現在的娃娃安逸了”

1981年新學年在秋天里開學，剛走上教育崗位的我接手了三年級教學班。查看《點名冊》，我任教的班級有36名學生，他們中多數為傈僳族。學生們穿著很單薄，除兩三個學生的衣服沒有縫補外，其余學生的衣服打著大小不一的補丁，其中10多個學生穿著草鞋。學校沒有食堂，學生們早上從家里來學校要自帶午餐，中午，他們隨意蹲在墻角吃冷飯。我注意到，學生們飯盒里裝的是玉米飯，外加一點炒洋芋或炒白菜。學生們的衣食反映出當時農村生活很艱苦。

開學一個月后，我們班的學生逐漸減少，到學期結束時，僅剩12人，其他班級的情況也是這樣。在校長的帶領下，我們利用晚上時間去做家訪，動員學生入學。那時候，多數學生家長是文盲、半文盲，他們一方面希望孩子將來成為有文化的人，另一方面很無奈，無力為孩子上學支付學雜費和書本費。

每次學校開會，校長都強調：“你們要想辦法把學生欠下的課本費收上來，書店天天在催款。”

我們按照校長的要求去催收課本費，許多學生家長說，我們不愿拖欠，但實在沒辦法，我們沒有經濟來源啊！

我理解這些家長的心情。當時，農村群眾經濟收入主要靠賣幾個雞蛋、幾只雞，每年能給娃娃添補上一套衣服就不錯了，多數人家無力滿足學生上學的需求。

時代前進的步伐確實很快。前幾天，我去農貿市場買羊肉。“楊老師，你買幾斤？”一個40多歲的男子問。我說：“你認識我？”他答：“怎么不認識？30多年前你教過我啊。”還不等我接話，他又說開了：“我們要是有現在的條件就好了，那時因為交不起學費書本費，我讀到四年級就回家放牲口了。現在的娃娃安逸了，上學不消繳學費，不消繳書本費，在學校食堂吃飯一日三餐政府補貼，還是營養餐，家家戶戶的娃娃都能上學、上好學校。”

“演員是怎么鉆進電視里去的”

1983年秋天，也就是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第二年，校長從縣城背回了一臺12英寸的黑白電視機，全校教職工為之歡欣鼓舞。當時，按照上級要求，我們學校辦了一個民族獎學金班，實行全寄宿制，學生從全縣五年級中選拔，買電視機的目的就是為了豐富寄宿制學生的生活。

聽說學校有了電視機，附近的群眾都想來看一看這個稀罕物。當時，不要說農村小學，就連維西縣城的群眾也沒有幾家有黑白電視機。我的月工資是53元，一臺十二英寸的黑白電視機價格是430元，差不多是我一年的工資。

面對群眾的要求，校長決定每周在學校院子里公開放一次電視，并借此機會宣傳教育的重要性，動員家長送孩子上學。每周公開放電視的晚上，我們學校像趕集一樣熱鬧，整個院子黑壓壓的全是人。當時，縣政府在大寶山上建了一座差轉臺，覆蓋縣城及周邊村子，能接收中央臺和云南臺兩個頻道，好在我們學校離縣城3公里，勉強能接收到電視信號。由于電視信號不好，學校的黑白電視機常常“雪花”遮屏，喇叭里發出“嗡嗡”的聲音。盡管如此，觀眾依然神情專注地看電視節目。

記得第一次向群眾公開放電視的那天晚上，一位60多歲的老人看完電視節目后問：“校長，演員是怎么鉆進電視里去了？”

校長答：“演員不是鉆進去的，而是通過電視信號顯示在屏幕上的。”

老人對校長說：“再過一兩年，我家也要買一臺。我兒子做買賣賺到了一點錢。我算計了一下，快則一年，慢則兩年就能攢夠買電視機的錢了。”

農村改革釋放出來的活力確實不得了，就在我們學校擁有黑白電視機的第二年，我們學校附近的村子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生產搞上去了，群眾溫飽問題解決了，村里還冒出了10多戶搞多種經營的個體戶。群眾的腰包逐漸鼓起來了，花400多元錢買一臺電視機已經不在話下。與此同時，收錄機、錄放機迅速進入群眾的生活，來我們學校看電視的群眾逐步減少，到1984年底，沒有人來我們學校看電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