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 2020年7月，因看到了一則少兒游泳培訓班招生廣告，王女士在咨詢之后，便帶著女兒到游泳館“試課”，沒想到在“試課”過程中孩子意外溺亡。悲痛的王女士一家將涉事公司和相關人員告上了法庭。

在19點32分左右，王女士的女兒戴白色泳帽，從泳池一側的扶梯入水，剛開始一切正常，女孩也只是試探性地在泳池邊劃水，但兩分鐘后，隨著女孩離岸邊越來越遠，令人痛心的一幕發生了。只見女孩雙手從有規律地劃水變成了慌亂拍打水面，然后整個身體沉入水中，水面上只能隱約看到一頂白色泳帽。官渡區人民法院民事審判庭法官助理魏絮敏介紹，發生了溺水時因為母親（王女士）在休息區就座，教練朱某則在泳池的另一端進行游泳教學，因此沒有人發現，直到五六分鐘后（其他）顧客發現了小孩子溺水的這樣一個情況，將小孩子抱出泳池。

雖然孩子被救上岸后，教練朱某第一時間對孩子進行了心肺復蘇，并聯系了120，但不幸的是，之后52天的救治還是沒能挽回孩子的生命。事后，王女士和丈夫認為，游泳館、游泳培訓公司、游泳培訓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以及教練朱某都應對悲劇的發生負責，于是，將上述公司及人員訴至法院。近期，官渡區人民法院公開審理了這起侵權糾紛案件。

法院審理查明，被告游泳館與游泳培訓公司確實存在合作關系，游泳館向游泳培訓公司提供泳池、大澡堂內休閑區域等作為培訓場地，但是雙方并未就學員安全問題作出過約定。被告教練朱某受聘于被告游泳培訓公司，持有社會體育指導員、游泳救生員證書。本次事故發生時，被告游泳培訓公司尚未取得高危險性體育項目經營許可。此外，被告游泳館在場館內未配備救生員，未設置安全警示及救生器材。經過2個多小時的庭審，最終，法院判決游泳培訓公司于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給付原告賠償款人民幣128258.17元，被告游泳館，被告李某等人，于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連帶給付原告賠償款人民幣221387.25元。

在這起侵權糾紛案件中，法院審理認為，除了被告應該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外，兩名原告，也就是孩子的父母同樣也應該承擔責任。

法院認為，證據顯示，事發前王女士已經向游泳培訓公司繳納了學費，代未成年子女與游泳培訓公司建立了教育培訓合同關系，游泳培訓公司在教學過程中理應對學員負起安全保障義務。而事發時，被告游泳培訓公司卻在沒有取得高危險性體育項目經營許可的情況下開展培訓，并且，沒給初次進行游泳學習的學員配備必要的救生設備，確實存在一定過失。但王女士作為監護人，在女兒脫離教練管理的情況下卻放任女兒自行進入深水池，同樣也有一定過錯。主要表現在孩子初次學習游泳，尚不具備游泳技能的情況下沒有及時承擔對子女進行看護和照顧教育的義務，而是選擇在休息區坐下，導致孩子在落水后發生了溺水這樣的悲劇，因此父母作為監護人對于這個事故的發生同樣具有一定的過錯。

法院綜合各方過錯程度審理認定，在本案中，被告游泳館應擔責20%，游泳培訓公司應擔責30%，而原告王女士應自行承擔50%。

【釋法】 云南天外天律師事務所的高級合伙人楊旭律師表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二十六條的規定，父母對未成年子女負有撫養、教育和保護的義務。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條 規定，賓館、商場、銀行、車站、機場、體育場館、娛樂場所等經營場所、公共場所的經營者、管理者或者群眾性活動的組織者，未盡到安全保障義務，造成他人損害的，應當承擔侵權責任。因第三人的行為造成他人損害的，由第三人承擔侵權責任；經營者、管理者或者組織者未盡到安全保障義務的，承擔相應的補充責任。經營者、管理者或者組織者承擔補充責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償。同時，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九條也規定了，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在幼兒園、學校或者其他教育機構學習、生活期間受到人身損害的，幼兒園、學校或者其他教育機構應當承擔侵權責任；但是，能夠證明盡到教育、管理職責的，不承擔侵權責任。

案例中的家長王女士沒有盡到對未成年人的監護義務，游泳館在場館內沒有配備救生員，沒有設置安全警示及救生器材。游泳培訓公司尚未取得高危險性體育項目經營許可。游泳館及培訓學校也沒有盡到安全提醒，安全保護義務，所以各方均應對孩子溺亡的后果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生命沒有如果，一次疏忽，就有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在此提醒大家：家長是孩子成長的第一責任人，根據我國家庭教育促進法的相關規定，家長應承擔對未成年人實施家庭教育的主體責任，用正確思想、方法和行為教育未成年人養成良好思想、品行和習慣。游泳場館等公共休閑、培訓場所應加強安全檢查工作責任，保障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特別是為青少年兒童安全游泳保駕護航。     （來源： 云南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