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理“高價彩禮” 推進移風易俗

治理“高價彩禮”，近來接連落棋有聲。2020年，民政部印發《關于開展婚俗改革試點工作的指導意見》；2022年8月，農業農村部、中央文明辦、民政部等八部門聯合發布《開展高價彩禮、大操大辦等農村移風易俗重點領域突出問題專項治理工作方案》；2023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與民政部、全國婦聯聯合召開推進移風易俗、治理高額彩禮新聞發布會，發布人民法院涉彩禮糾紛典型案例；2024年2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涉彩禮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實施，明確規定“一方以彩禮為名借婚姻索取財物，另一方要求返還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等等。

上述重大舉措陸續出臺的背景，是某些地方愈演愈烈的“天價彩禮”之風。近年來，一些地方的彩禮加碼持續走高，已成為婚姻家庭矛盾糾紛的重要成因。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張軍今年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中，直言不諱地提到“近年來涉彩禮糾紛增多甚至引發惡性案件”。據統計，近5年來涉彩禮民事案件超2萬起，彩禮金額可達人均收入的10倍；因彩禮糾紛引發的故意傷害、故意殺人等惡性案件，占因彩禮引發的刑事案件的46.26%。

從歷史觀之，彩禮本無原罪，只是一種傳統民俗。“納采、問名、納吉、納征、請期、親迎”，西周時確立并為歷朝歷代所沿襲的“六禮”婚姻制度中，送聘禮的“納征”，就相當于現在的“彩禮”。客觀而言，彩禮在很多地方具有一定的社會文化基礎，這是人們應當正視的事實。但是，當彩禮過于沾染金錢和物質，甚至形成攀比之風，必然使其“禮”的屬性不斷弱化，而轉化為純粹的經濟負擔。這種變化，使傳統婚俗逐漸背離了“宜其室家”的美好初衷，成了沖突矛盾的推手，不僅不利于社會和諧穩定，也不利于文明風尚的培塑弘揚。

具體到治理層面，想要移風易俗，徹底遏制這股“高價彩禮”之風，自然并非易事。畢竟，“彩禮”具有民間風俗特性，不能簡單地一禁了之。更為復雜的是，因為具體情形的不同，“彩禮”也不能一退了之。翻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婚姻家庭編的解釋（一）》，雖然明確了“未辦理結婚登記”等3種可返還情形，在一定程度上明確了彩禮糾紛的解決原則。但在實踐中，還存在大量未辦理結婚登記卻按照當地習俗舉辦婚禮并共同生活，以及已辦理結婚登記但共同生活較短等情況，同樣需要“解扣”“破局”。

解決這些難題，需要從立法出發，結合實際開出“藥方”。我國民法典婚姻家庭編中明確規定，“禁止包辦、買賣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為”“禁止借婚姻索取財物”。審視最高法發布的典型案例，以及出臺的有關司法解釋，不僅申明了嚴禁借婚姻索取財物這一基本原則，更充分尊重民間習俗，以當地群眾普遍認可為基礎，合理認定彩禮范圍，充分考慮彩禮的目的性特征，斟酌共同生活時間、婚姻登記、孕育子女等不同因素，合理平衡雙方當事人權益，為各級司法機關提供了治理“藍本”，有利于在法律軌道上化解因彩禮引發的矛盾糾紛，驅散縈繞在彩禮上的逐利沖動。

欲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高價彩禮”之風盛行，違背了彩禮的初衷，帶來諸多家庭和社會問題，亟待進行深度治理。誠然，移風易俗不是易事，但路雖遠行則必至，事雖難做則必成。近年來，從制定指導意見、完善工作方案，到發布典型案例、出臺司法解釋，“高價彩禮”這匹野馬，正一步步被套上法治的韁繩。在依法治理的同時，有的放矢樹新風，持之以恒化新俗，終會實現“讓婚姻始于愛，讓彩禮歸于禮”。

歐陽晨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