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小林為某公司高管，與小劉等3名員工原為上下級同事關系。小劉等3名員工建立了微信群，曾在群中聊天稱小林“沒管理能力”“兩面三刀”等。小劉的電腦原為公司配備的辦公電腦，公司與小劉解除勞動關系后，小林通過微信向小劉發送通知后收回電腦。由于小劉無法進入公司，通過遠程操作退出了電腦微信。小林收到電腦時，電腦未關機，就通過脫機狀態翻看微信聊天歷史記錄，并對小劉等人的聊天記錄通過電腦自帶的錄屏功能進行取證。
小林稱，小劉等3人在微信群中對其誹謗謾罵侵犯其名譽權，于是向法院起訴。小劉等3名員工表示，涉案聊天群并非工作群，小林在未經允許的情況下私自查看離線狀態的私人微信聊天記錄，侵犯了小劉的隱私權，證據不具備合法性。
北京互聯網法院審理認為，小林取證過程中，在明知微信聊天記錄可能存在隱私信息的情況下，未經允許翻看小劉個人微信賬戶中聊天記錄的行為，構成對他人合法權益的侵害，該證據不能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根據，小林未盡到其主張事實相應的舉證責任，判決駁回其訴訟請求。
【釋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應當及時提供證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規定，對以嚴重侵害他人合法權益、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或者嚴重違背公序良俗的方法形成或者獲取的證據，不得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根據。
判斷侵害他人合法權益是否達到“嚴重”的程度，需圍繞取證的主觀意圖、具體手段、采取違法手段取證的必要性程度、是否存在替代緩和取證手段等因素綜合評判。
本案中，在存在沖突保護的利益情況下，“兩利相權取其重”，原告在救濟其權利進行取證時需符合比例原則。辦公電腦雖應用于工作，但微信作為常用的即時通信軟件，聊天記錄不必然全部為工作內容，還可能包含使用者不愿為他人知曉的私人生活聊天記錄，即私密信息。在小林取證時，小劉已通過手機退出微信，明確表達了不愿他人知曉微信聊天記錄的意愿。在明知微信聊天記錄可能存在隱私信息的情況下，小林未經允許翻看小劉個人微信賬戶中聊天記錄的行為，構成對他人合法權益的侵害。
法院認為，侵權在先而取證在后，從利益衡量的情況看，該方式超過維權必要限度，若不排除該證據，無異于承認和鼓勵此種故意侵犯他人隱私權的行為，不利于法律秩序的維護，判決駁回其訴訟請求。   （來源：《云南法制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