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紀念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大會在昆隆重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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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利起點 扎西會議樹立豐碑

威信縣地處云、貴、川3省接合部，素有“雞鳴三省”之稱。1935年2月4日，一渡赤水后的中央紅軍首次進入威信扎西地區，在此駐扎了11天，召開了著名的“扎西會議”。會議圓滿解決了遵義會議提出而未及解決的問題，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開始形成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完成了以遵義會議為標志的中國革命偉大歷史轉折，被列為紅軍長征35個重要事件之一。從此，中國革命一步步地從勝利走向新的勝利，“紅色扎西，勝利起點”之名由此傳揚。

81年前，在滇東北小城威信一棟兩層灰磚木樓上，紅軍長征史上著名的“扎西會議”的其中一次會議在這里召開，中國共產黨人作出了一個具有歷史轉折的重大抉擇，由此開啟了中國革命從勝利走向新勝利的偉大征程。

如今到訪此地，眼前斑駁的窗沿、發黃的槍套、銹跡斑斑的電話讓人遙想崢嶸歲月，昔日運籌帷幄巧周旋的場景仿佛重現眼前；來到曾留下紅軍足跡的“天險”兩合巖，兩岸巖壁對峙，雄奇險峻，河水奔騰流淌，山巖羊腸小道寸步難行，讓人不禁感慨萬千……

集結扎西 偉大轉折

尋訪扎西之路從貴州遵義開啟。迎著淅瀝的小雨走進遵義紀念館，“遵義會議，偉大轉折”8個大字赫然醒目。

在“扎西會議”展板前，年過7旬的龔老先生停下了腳步，這已是他第5次踏進紀念館。曾經在上世紀60年代到蒙自當兵的他，退伍后回到了遵義老家，半個世紀過去了，對云南、對軍人的感情仍深植于胸，歷久彌新。

幾天后，在與遵義相距300余公里的云南威信縣扎西會議紀念館內，一群從美國遠道而來的大學生，在一張張珍貴照片、一件件歷史遺存前駐足、聆聽，親身體驗書本、電視上不曾有的震撼，追尋那段珍貴的歷史記憶。

時間回到81年前的威信縣扎西鎮。遵義會議后，中央紅軍一渡赤水，準備從四川瀘州和宜賓之間北渡長江，與四方面軍匯合，創建革命根據地。但是，由于蔣介石調集10萬中央軍和川滇黔軍實行圍追堵截，沿江布防，在此情況下，黨中央當機立斷，改向云南的扎西集結，到了昭通的威信、鎮雄等縣。1935年2月4日至14日，中央紅軍集結扎西，在威信境內開展革命活動長達11天，是紅軍在云南境內活動時間最長的縣。5至10日，中共中央先后在威信的水田寨花房子、大河灘莊子上和扎西鎮江西會館分別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政治局會議和政治局擴大會議，統稱“扎西會議”。

扎西會議上，中央政治局進行了工作分工，決定由張聞天接替博古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確定了中央紅軍新的戰略行動方針，討論通過了遵義會議決議和決議大綱，研究部署中央紅軍的精簡縮編問題，作出回師黔北、重占遵義的重大決策，成立了中共川南特委和組建了中國工農紅軍川南游擊縱隊。扎西會議所作出的一系列決策和部署，重新恢復了中共中央對全國革命斗爭的領導，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開始形成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會議在挽救黨、挽救革命、挽救紅軍的過程中，解決了遵義會議未來得及解決的問題，完成了遵義會議未完成的任務，在中國共產黨的黨史軍史上有著十分重要的歷史地位，被列為紅軍長征35個重要事件之一。

“盡管遵義會議基本上解決了軍事與組織問題，但如常委再分工、戰略方針轉變等遺留問題尚未解決，這些問題的直接后果是使會議剛結束后的軍事行動受挫，土城戰斗失利，北渡長江的計劃未能實現，解決遺留問題迫在眉睫?！秉h史研究專家徐繼濤表示，在水田寨政治局常委會上，對常委進行再分工，完成了黨內最高領導權的轉換，大河灘政治局會議和扎西鎮政治局擴大會議，作出了新的戰略決策，確定了新的戰略方針，扎西會議最后審定、通過了指定張聞天起草的《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所以，扎西會議是遵義會議的延續，如果將遵義會議分做幾個階段的話，扎西會議就是完成階段。

黨史研究專家陳宇認為，紅軍過扎西在長征史上地位非凡，體現在遵義會議決議集大成于扎西，決議容納進一渡赤水前后的作戰實踐體會，在遵義會議召開20余天后，終于在扎西成文定稿和通過，并傳達到部隊；黨的最高領導權“交權”于扎西，以毛澤東為核心，張聞天總負責的新的中共中央領導集體開始形成；“大搬家”后的徹底輕裝和大規模整編完成于扎西，紅軍“消腫”、丟“包袱”，精簡機構，縮編部隊，為下一步靈活地周旋于赤水河兩岸攥緊拳頭，有效地增強了戰斗力；中央適時改變戰略大方向于扎西，紅軍放棄北渡計劃，揮師東進，二渡赤水，取得桐梓遵義戰役大捷，毛澤東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重新運作于紅軍作戰中。

仰望扎西 勝利起點

在位于威信縣的紅軍當年訓練場地紅軍壩子入口處，刻有“紅色扎西勝利起點”的一面紅旗狀雕塑屹立街頭，在鮮花的簇擁下格外醒目，這里已成為紅色教育的必到之地。不僅如此，紅色文化已成為威信縣城的主基調，無論是在扎西會議紀念廣場還是紅軍烈士陵園，或是扎西會議紀念館，一座座記錄著革命歲月的建筑讓人駐足，一個個紅色文化符號融入大街小巷，時刻能夠感受到群眾發自內心對黨的熱愛與忠誠，81年前的紅色基因在這片土地的脈絡中延續、流淌。

“二月里來到扎西，部隊改編好整齊；發展川南游擊隊，擴大紅軍三千幾……”這是由陸定一、賈拓夫編寫的《長征歌》中的一段。紅軍在威信縣僅僅停留11天，卻有3000多名威信兒女主動加入紅軍隊伍，紅軍在威信留下的革命火種——中國工農紅軍川南游擊縱隊云南游擊支隊，堅持斗爭12年，為牽制敵軍，配合中央紅軍北上作出了巨大貢獻。經過扎西整編精簡后的中央紅軍，以嶄新的精神面貌和機動靈活戰術與敵人周旋。

在毛澤東戰略戰術思想的指引下，為實現紅軍的戰略轉移，紅軍分兩路回戈東進，二渡赤水河，攻克婁山關，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一舉打垮敵軍，取得了戰略轉移以來的最大勝利——桐梓遵義戰役大捷，為長征勝利打開了新局面。此后，紅軍三渡四渡赤水、南渡烏江，直逼貴陽，后又急轉西進，直插云南，威逼昆明，并巧渡金沙江，徹底擺脫幾十萬敵軍的圍追堵截，為長征勝利奠定了基礎。而這些正是扎西“勝利起點”的生動體現，從此紅軍從最危險的局面中走了出來，中國革命由此進入一個新時期，一步步地從勝利走向新的勝利，正如毛澤東詩詞中所述“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

黨史專家學者認為，在扎西完成一系列重大決策和部署，為紅軍奪取長征勝利乃至中國革命的勝利，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勛。實事求是地探討紅軍長征過扎西的歷史事實，肯定扎西會議在中國革命史上的重要地位，對正確認識和理解在黨的領導下所創造的功績，發揚和傳承艱苦奮斗、英勇頑強、勇于擔當的紅軍精神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紅軍的鮮血染紅了威信，染紅了云嶺大地，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沿著紅軍的足跡，云南兒女正發揚長征精神，昂首挺胸，合力同心，一步一個腳印，在一方熱土開創新天地。

烏蒙之巔，風起云涌，金沙江水，奔騰過往。紅色扎西，靈魂鑄就豐碑，仰望扎西，燈塔照耀前行。

》》紅色記憶

烏蒙磅礴走泥丸

由于根據地保衛戰失利，紅二、紅六軍團被迫撤離四川、云南、貴州3省的“紅都”畢節，踏進層巒疊嶂、溝壑縱橫的烏蒙山區。1936年3月2日，紅二、六軍團主要領導人在貴州赫章野馬川召開會議，決定利用烏蒙山的有利地形同敵人周旋，擇機到安順建立新的根據地。

行進到奎香地區的紅軍，在紅二軍團軍團長賀龍指揮下取得了赫章以則河一戰告捷，成功牽制了敵人，暢通了烏蒙山回旋戰的勝利之路，計劃從鎮雄突出敵人包圍。從俘虜口中得知敵軍要經過哲莊壩開往鎮雄后，賀龍在哲莊壩一帶設伏，殲敵1000多人，是烏蒙山千里回旋戰中殲敵最多的一次戰斗。紅軍雖在哲莊壩獲勝，但國民黨10多個師從四面逼近，將紅軍圍困在縱橫30里的狹小區域，紅二、紅六軍團進入長征以來最險惡的處境。生死存亡之際，紅軍果斷采取“敵進我進”戰略，從樊嵩甫縱隊和郭汝棟縱隊之間的結合部，向西北突進，突出重圍后又揮戈南下，在云南宣威以北的來賓鋪地區擊退滇軍兩個旅的阻擊。3月28日，紅軍進占貴州西南的盤縣縣城。至此，烏蒙山回旋戰勝利結束。

烏蒙山回旋戰是以少勝多、變被動為主動、靈活機動的成功典型戰例。面對十倍于己的敵軍，紅二、紅六軍團轉戰千里，突破包圍圈，絕境中闖生路，最大限度地保存有生力量，被毛澤東稱為“了不起的奇跡”，揮筆寫就詩句“烏蒙磅礴走泥丸”。

佯攻巧家渡金沙

1935年4月，擔負牽制敵人，掩護中央及紅軍主力的紅一方面軍第九軍團在軍團長羅炳輝、政委何長工和參謀長郭天民的率領下揮師云南，佯裝主力攻下宣威、東川（會澤），敵人慌忙調兵尾隨追來。國民黨將金沙江沿岸的140余只鹽船鑿沉于江中，并在金沙江兩岸修筑碉堡，調集民團防堵紅軍過江。

5月4日，紅九軍團先遣部隊到巧家原轄區樹桔渡口查看時不見船只，在船工饒樹清、張朝興、王文亮等人的幫助下打撈到一只破船，經修補后連夜渡過金沙江，到達對岸的魚灘壩（現四川省會東縣）。過江偵察隊迅速消滅了國民黨稅警隊和靖衛團，撈起40多只沉船，繳獲28支槍，沒收4萬元稅款和10萬斤鹽。先頭部隊把鹽分給當地群眾和船工，他們紛紛自告奮勇為紅軍擺渡。5月6日至7日，在當地群眾和船工的幫助下，紅九軍團大部隊3400多人全部順利渡江，隨后按照指示以質論價付給船錢后，將船搗毀拋入江中，尾隨而來的國民黨部隊無船可渡，只能望江興嘆。

為阻擊追敵過江，掩護中央主力紅軍召開“會理會議”，紅九軍團從會理會果一帶東撤巧家方向，趕到巧家縣城對岸的洼塢街（現為寧南華彈鄉），利用國民黨川軍修筑的工事隔江與駐扎龍王廟的李抱冰部隊槍炮對擊，做出佯攻巧家縣城的態勢，敵軍中計死守，不停地用槍炮封鎖江面。隨后，紅九軍團沿江擴大了攻擊范圍，擺出誓死打過金沙江搶占巧家城的態勢，槍炮更為激烈，龍王廟阻擊戰持續了3天3夜，贏得紅軍在會理活動的時間。此次戰役投入兵力3400多人，是紅一方面軍和紅二、紅六軍團過昭通若干戰斗中規模最大的一次。隨后紅九軍團北上直奔西昌與中央紅軍主力會師，完成了在滇東北的戰略任務，取得了紅軍長征史上一次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勝利。

》》》黨史資料 ：“1+6會議”

在縱橫十余省、長驅數萬里的長征中，黨和紅軍召開了許多重要會議，正確解決了關系黨和紅軍前途命運的全局性問題，確保了紅軍的生存和長征的最后勝利。這一點在以遵義會議為核心的“1+6會議”上得到了有力體現。

通道會議

1934年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舉行緊急會議,通道會議是血戰湘江后的第一次重要會議，著重討論紅軍戰略轉移的前進方向問題，毛澤東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進發的建議得到大多數人認可，史稱“通道轉兵”。

黎平會議

1934年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貴州黎平舉行會議，周恩來和大多數與會者肯定了毛澤東的正確主張，確定向貴州轉兵的戰略方針，同時籌劃人事上的變動，為遵義會議召開創造了條件。

猴場會議

1934年12月31日至次日凌晨，中共中央在貴州猴場召開政治局會議，與會者紛紛反對李德、博古主張，并通過決定堅持黎平會議決議，限制博古、李德的軍事指揮權限，為遵義會議進行中央領導改組作了組織準備。

遵義會議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擴大會議，遵義會議主要檢討在反對五次“圍剿”中與西征中軍事指揮上的經驗與教訓，毛澤東、王稼祥、張聞天的正確主張，得到了絕大多數與會同志的認可，會議解決了黨中央的組織問題，結束了“左”傾路線在中央的統治，開始了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新的領導，在最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和紅軍。

扎西會議

1935年2月5日至10日扎西會議上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總的責任，實際上確立毛澤東同志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開始形成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解決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分工、縮編中央紅軍、確定新的戰略方針等一系列重大問題，是遵義會議的繼續，為中國革命走向新的勝利奠定了堅實基礎。

茍壩會議

1935年3月10日至12日在貴州召開的茍壩會議決定成立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的三人軍事小組，完成了遵義會議關于改變黨中央最高軍事領導機構的任務。

會理會議

1935年5月12日會理會議上，毛澤東總結了紅軍四渡赤水、搶渡金沙江取得勝利的原因，闡明了運動戰的必要性和正確性，重新統一了認識，鞏固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進一步鞏固了遵義會議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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