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之書

傈僳人與西方探險隊

李貴明/文 李志綱/圖

第二次鴉片戰爭失敗后，清政府于1858年與八國聯軍簽定了《天津條約》。除獲得清政府的巨額賠款外，英法人士還被獲準在內地游歷及傳教。時已控制印度、緬甸的英國人和控制中南半島的法國人，開始按照《天津條約》把游歷、探險和傳教的領域逐步向云南西北地區擴展。

然而，滇西并非西方人想象的世界，在滇西的大江大河之間繁衍上千年的各民族，用行動和事實證明并沒有輕而易舉接受所謂《天津條約》。1865年的崩卡事件、1891年的本帕山事件，以及兩次阿墩子、維西教案，白漢洛教案，1910年的片馬事件等大大小小的抗爭都在反復證明滇西人民維護文化尊嚴、領土完整和精神自由的勇氣和所做的不懈努力。

英國人的到來造成了中國軍隊和民眾的節節撤退，所謂的探險家們尾隨退卻的人潮從緬甸陸續到來，想一解橫斷山區衣不遮體，卻屢屢抵抗的眾多神秘原始部族的真相。他們前赴后繼，組織各種名義的隊伍來到滇西。這些遠赴重洋來到滇西的西方人中不僅有英國殖民武裝的軍隊，還有傳教士和真正的探險家，不僅有夢想著在橫斷山區掘金暴富的幻想天才，也有夢想著依靠媒體一夜成名的投機分子。現在，讓我們先從一個法國人說起。

1894年，法國人亨利·奧爾良的“科學考察隊”從東京灣轉道越南（時越南為法國殖民地），經中國思茅、蒙自到達大理。據亨利·奧爾良的探險游記《從東京灣到印度》一書記載，這些法國人沿著湄公河往北前進，并非單純地開展所謂的旅游和探險活動，而是要掌握滇西地區地理、文化、交通、居民，甚至軍事等經濟社會綜合情況，是否準備用于法國的新一輪殖民擴張卻不得而知。

亨利·奧爾良從法國出發之前，準備了巨額資金，并且帶來了勃朗寧手槍、步槍、卡賓槍等現代武器。從蒙自到大理后，之前所謂的先軀傳教士的遭遇傳說和現實的耳聞目睹，他們對瀾滄江和怒江流域的探險做了充足的心理和物質準備。

1894年6月14日，亨利一行在大理補充了一些騾馬。探險隊有30匹騾馬，16人，之中有3個法國人，4個越南隨從，其他都是云南境內雇傭的馬夫等，可謂規模壯觀。他們在大理采購物資，后沿洱海北進，經洱源縣鳳羽鎮向西翻過崇山峻嶺，第一次在漾濞河附近遇見傈僳人，亨利在探險日記中寫到“這些山里人兇猛異常，常常讓漢族人聞風喪膽，傈僳人膚色很深，戴著巴拿馬式的草帽，我們以后很長時間還得跟他們打交道”。這就是一個來自大洋彼岸的法國人對傈僳人的第一印象。

亨利的探險隊在當地馬夫的帶領下，經諾鄧鹽場，過云龍，準備渡過瀾滄江翻越怒山山脈南段進入怒江。那時怒江一帶被稱為“蠻子”地區，頗具有待開化之意。亨利在大理雇請的隨從聽說要西進怒江，人人面露難色，但在賞金的誘惑之下，隨從們最終決定跟隨前往。行前人人燒香拜佛，祈求得到神靈的保佑。滇西人的這種行為，在不可一世的基督主教亨利眼里顯然是可笑的。

關于進入怒江的線路，亨利了解到“橫渡湄公河的地方有一條道路通向北方”，但是在大理雇請的基督徒隨從約瑟夫（傳教士取的名）告訴亨利：“別指望那條路，要翻越崇山峻嶺，關鍵是要穿越傈僳人的居住區?！庇纱丝梢?，那個年代的傈僳人在世人眼里是彪悍、野蠻的象征。但是否果真如此呢？探險隊后來的行程會逐步解開一些答案。亨利最終放棄了從瀾滄江邊取道北上的念頭，跟隨向導于6月28日進入怒江六庫，并拜見了六庫的傈僳土司。

當時的六庫土司隸屬大理府統轄，但由于交通阻隔，萬山圍困，大理府的行政效率十分有限，境內的傈僳人并沒有完全順服其行政管理，特別是高黎貢山以西，大部分傈僳族部落仍然遷徙不定，過著狩獵和采集的生活。時任六庫土司的父親去世不久，他按照傈僳人的守孝風俗穿白衣，蓄長發接見了亨利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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