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之書

自麗江木氏土司先祖阿宗阿良協助忽必烈的蒙藏聯軍“革囊渡江”以來，木氏家族實際上成為統治橫斷山區乃至緬甸北部的歷朝中央政權代理人。葉枝土司的前身禾氏，就是麗江的木氏王族。由于禾氏至雍正年間無嗣，亨利到達的年代，葉枝土司是禾氏的侄親王國相，其父王天爵曾率部與楊玉科鎮壓大理回民杜文秀起義，立下戰功。1865年至1885年巴塘、阿墩子第一次教案后期，王天爵受中央政權派遣，在攻打康普寺的戰斗中喪生，大理府幫他“報了一箭之仇，把兇手的首級帶給了他的兒子王國相，并賠償了三千兩銀子。”但是，這位年輕的土司似乎對這樣的復仇結果不滿足，召集了轄區內怒江流域的200名傈僳人，在出征前喝牛血盟誓，然后把他們帶到真樸（今德欽縣巴迪鄉境）附近，搗毀了寺院所屬的村莊。

前來參戰的怒江傈僳人可能抓走了一些屬于康普寺管轄的傈僳人、么些人和藏族人去充當奴隸，亨利在日記中寫道：“此后，杜本爾神甫來到了薩爾溫江（怒江）沿岸，隨行人馬都帶著當地特別珍貴的食鹽，一把一把地用鹽買回了被傈僳人抓去當俘虜的湄公河（瀾滄江）流域的居民。”當然，這段話的真實性尚不可考，也許是亨利為了宣傳傳教士們所謂的人道主義而故意編造，也許是真實的歷史事件，都不可知。

王天爵死后，其子王國相襲位，并在楊玉科的幫助下逐漸強大。亨利到來的時候，正值王國相土司政權如日中天之際，管轄范圍已經達到獨龍江地區。

對于葉枝土司而言，這些傈僳人也不好對付，不僅在1801年至1806年期間爆發了以葉枝、康普為中心的傈僳平民大起義，既使就是在亨利到達1894年，傈僳人也是這樣的“據說，有一次對（葉枝土司府）的宴席不滿意，加之喝了酒十分興奮，嚷嚷著想造反，開始威脅土司大人，土司雖然很年輕，但在屬民面前毫不退縮，他說‘這就是我的胸膛，如果你們不高興，就打吧’，結果他的勇氣使那些傈僳人放下了武器，從此深得民心。”

在目睹滇西眾多民族的生存現狀和歷經艱難困苦之后，法國人亨利·奧爾良終于在瀾滄江畔的真樸村發出了這樣的感慨“屋頂上和屋子都是土筑的臺子，我坐下來抽煙，手下人正在旁邊吃飯，我不禁想起我們在患難中建立起來的共同情感。一旦大家經歷了共同的生活，共同的苦難，就不明白種族之間為什么還有戰爭。同時也感覺到在艱難和痛苦中建立的友誼比在幸福和享受中建立的友誼不知道牢固多少倍啊……他們跟我漂流了那么久，我已經不會對他們的眼睛和頭發區別對待了。”也許這段話本身，就已經否定了亨利帶著步槍，卡賓槍和勃朗寧手槍來到滇西北的初衷。

十年后的1905年10月，英國人弗雷斯特帶領美國《國家地理》探險隊又一次深入到滇西北傈僳人居住的山區。他與法國人亨利不同，是從騰沖出發經緬甸北部到片馬，向東翻越高黎貢山，到達今瀘水縣魯掌鎮，然后沿怒江溯流而上的。

為了順利穿過怒江西岸的傈僳人地區，弗雷斯特也像法國人亨利一樣，也帶來了步槍、手槍等現代火器，雇傭了傈僳人作為向導和背夫，弗雷斯特說“這些傈僳背夫簡直就是天生的探險家，每人大約可以負重70磅，在艱險的山路上一氣走上6至8個小時，而自己每天只需要消耗大約1磅7盎司的大米。”

弗雷斯特從片馬到怒江之前五年，英軍數百人入侵片馬地區的茨竹、派賴等寨，中國方面土守備左孝臣和邊民100多人戰死。之后10年的1910年底，英軍趁高黎貢山冰雪封山、片馬與內地交通暫時阻斷之機，派兵2000多人，武裝強占了片馬，但是遭到當地傈僳頭人勒墨奪扒等人的反抗。

無論弗雷斯特的探險隊是否與片馬事件有關，但是從亨利·奧爾良到怒江之前的幾年至弗雷斯特探險隊到來之后的很長時間里，怒江西岸的高黎貢山地區總體處于社會動蕩的狀態。亨利·奧爾良離開中國之后，片馬事件越演越烈，涌入怒江流域和瀾滄江流域的傈僳難民有增無減。加之辛亥革命爆發，國內政權更替，中央權力無暇顧及所謂荒蠻之地的橫斷山區，傈僳各個部落之間也由于各種各樣無法回避的利益沖突引發了械斗和仇殺。

弗雷斯特的美國《國家地理》探險隊在10月30日到達今瀘水縣魯掌鎮，受到了傈僳人的歡迎，魯掌的頭領是個10多歲的男孩。弗雷斯特形容這是一個美麗而欣欣向榮的村莊。若干年后我去過魯掌，這個依山而建的小鎮視野開闊，被云霧繚繞，從那里可以看見怒江的山谷漸次打開，陽光穿過云霧，潑灑在雙麥地的山崗上。

弗雷斯特離開魯掌往北行進，在濕遲地（今瀘水縣稱桿鄉市尺地村）附近的一片開闊山坡上，遭遇了一群帶著巨大弓弩、長刀、身上穿著牛皮鎧甲的戰士，由當地的尼帕（祭司）帶領著。尼帕弄了一張紙，上面胡亂涂抹著粗劣模仿的漢字，并宣稱奉上天之命生殺予奪，他認為丟失的玉米與程卡部落有關，因此程卡部落的頭人應該被殺掉。弗雷斯特之前的亨利奧爾良是這樣描述的“這里（維西縣富川境內）人人都背著弓，挎著獸皮做成的箭袋，武器始終不離左右，下地勞動也不例外。我們還見到了至少1米長的方頭大刀，刃很鋒利”。刀和弩是傈僳人的傳統武器，傈僳人會在弩箭上反復涂抹草烏，制成毒箭。

在戰斗之前，每個傈僳戰士將面部用泥土涂黑，他們用生牛皮和樹皮做成盾和鎧甲，以防止對方弓箭的襲擊。這種防御裝備在弗雷斯特的步槍面前，顯然不堪一擊。“一路上，很多戰士跟著首領急匆匆趕往程卡，他們大多對弗雷斯特一行無暇顧及，也有幾人離開征途來護衛西方人，但是當看到可以12連發的溫切斯特步槍開火后，他們極力邀請探險隊加盟以襲擊程卡。”

這種近乎幻想的邀請，弗雷斯特當然不會加入。“沿江繼續前行，探險隊被懸崖絕壁和急流截斷了去路，山上的開闊地帶有一個村子（今福貢縣鹿馬登鄉扳俄羅甲村），當地人看到陌生人高呼‘枯瑪來瓦……’（強盜來了）便逃。當得知幾英里遠有道索橋，據說那邊的村寨更大也更開化些，而且有幾個埡口可以通往瀾滄江，探險隊決定到對岸去。在途中，他們遇到了一個當地人，住在江對岸的勞馬地村（今福貢縣鹿馬登鄉），愿意給探險隊做向導。但當向導準備幫助探險隊渡江時，當地居民聚集在河岸的索橋口，聲稱幫助陌生人過江的權力只屬于自己。

村民們由一個首領率領，與探險隊隔江對峙。突然間，這個首領射出一支毒箭，飛過探險隊員的頭頂掉進了溪流。對面這名首領正要射出第二箭，弗雷斯特向他頭頂開了幾槍，槍彈擊中對岸的大石頭，立即迸出粉碎的巖石，看到這一槍的威懾力，對方立刻安靜下來，弗雷斯特通過翻譯告訴他們，如果他們再發射弩箭，下一發子彈就要打到他們之間某個人的身上。在火器的威懾下，探險隊最終安全到達了對岸沙灘。

這就是兩個在100多年前來到橫斷山區的西方探險家遇見的傈僳人，從他們的描述和途中境況可以知道，1894年7月到1905年10月之間，這個地區的傈僳人對外來人的態度有著細微的變化。法國人亨利·奧爾良的探險隊遭遇傈僳人的阻擾似乎比英國人弗雷斯特的遭遇要小一些，這是因為緬北和片馬事件在兩個不同的時間里造成的惡果不同。

放在那個年代饑餓的背景，弗雷斯特描述的探險隊大受傈僳人歡迎，沿途不斷有村民贈送大米、雞蛋、烈酒的場景似乎不是真實的事件。在亨利·奧爾良探險隊裝卸物品時，從袋子里灑落的幾顆大米都會有傈僳人連同泥土一起掃起撿走，誰還會有多余的寶貴食物免費贈送給這些金發碧眼的陌生人呢？傈僳人的活著顯然已經成為一種負擔，他們僅僅為了一些丟失的玉米，部落之間不惜大動干戈，以命相搏。他們在奔騰的怒江水上爭奪渡客的權利，不過是為了獲得微薄的報酬活下去。被人們當做劫匪套上冰冷的鐵鏈，捆綁在粲米金黃的詩意村莊里，也不過是為了活下去……

在人人自危的時代里沉重地活著，需要多大的勇氣啊。而造成這一切不幸的根源，都是人類用各種名義發動的戰爭。當我在今天翻開這些帶血的日記，100多年前苦難的傈僳人頃刻之間集體鮮活起來，一旦打開，就無法在記憶深處真正合上。那么，我還是用法國人亨利在真樸村的那段話作為本文的結尾吧：“一旦大家經歷了共同的生活，共同的苦難，就不明白種族之間為什么還有戰爭。他們跟我漂流了那么久，我已經不會對他們的眼睛和頭發區別對待了。”

（本文寫作中，摘錄了《從東京灣到印度》一書內容，作者為亨利·奧爾良，譯者為龍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同時參閱摘錄了《探尋傈僳——美國<國家地理>的怒江之行》一文，特此申明并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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