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唐德剛《書緣與人緣》

這一本書，讓我讀得如此起勁，那樣一種意到筆隨的衡文評畫，飽含作者對歷史和人生的真感受；那樣一種不落俗套的幽默闡述，讓你一邊讀一邊笑出聲來。我說的是唐德剛作品集《書緣與人緣》，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讀此書時，正值一些朋友出書，我便想：怎樣才算一本好書呢？《書緣與人緣》為什么能成為“好書”呢？

這本內嵌光陰力量的書最吸引我的地方是，唐先生不僅有獨到的感受和獨特的材料，而且完全是用自己的方式表達出來的。胡適說：“讀書有心得，一定要寫下來；寫下來之后，才能變成你自己的知識。”這是胡適先生曾告訴唐德剛先生讀書和作文的要訣。《書緣與人緣》能成為一本“好書”，首先與唐先生的讀書與記錄分不開。唐先生說，閱讀的范圍要擴大到古今中外、文法理工，只有這樣，寫日常見聞和讀書札記時的興趣才能隨遇而安。“學而不思則罔”，唐先生不斷觀察、不斷思考、不斷摸索再不斷讀書的求答案心情，數十年未稍輟。他的“讀書習慣”是，日常工作便是讀書，工余消遣，則是另一種讀書，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日二十四小時，很少時間不在讀書。他讀書也講究“三上”（枕上、車上、廁上），他選書而讀的關鍵不在“熱門”與否，重點還是在著者其人、其風格、見識、學養和文筆，他愛不忍釋的是書中記載的貨真價實的“思想”。

這本書常常采用感性化的、靈動的筆調，不故作理論的高深，而盡顯唐先生本色的質地。唐先生的本色源于他從胡適等大師身上繼承的風格，其一，他領略了胡適治學精神的精髓——“半肯半不肯”，他對胡適前半生在學術上的貢獻并未“全肯”，他坦誠地說：“適之先生一輩子‘治學’就始終沒有沖出‘嘗試文學’和‘整理國故’兩大框框。至于‘實驗主義’，他在前半生‘介紹’則有之，言‘治’則尚不足也，‘跟進’就更談不到了。”其二，唐先生是一位公正敢言的歷史學家，謹遵胡適“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的原則，他這樣評論顧維鈞：“他是世界上的第一流外交干才、舉世聞名的國際政治家，但是他搞的卻是個弱國外交……五十年中，凡他所經辦的外交事件，多半可說是百分之七十的成功吧——至少他沒有喪權辱國，沒有在國際上丟人現眼。”唐先生的評述是公允確當的。其三，他評點文章有棱有角，好處說好，不好處說不好，說起真話來很痛快。他說：“沒有劉紹唐，就沒有《傳記文學》。”他也說：“恭維劉紹唐，并不是說他的《傳記文學》是篇篇珠玉。相反，二百四十二本《傳記文學》可能是個金礦，也可能是個大雜貨棧。”在學術觀點上一是一、二是二，這并不影響他們的友誼。

作家王開嶺說：“一冊好書，必有某種‘手工’的品質和痕跡，作者必然沉靜、誠實、有定力和耐性，內嵌光陰的力量。”唐先生的“手工”極具幽默。舉個例子，蘇雪林教授在罵唐德剛的書上說：“妄誕、瘋狂、荒謬、淺薄、輕率、欺詐、下流和輕薄；種種惡德，說不盡、道不完。”唐先生寫道：“蘇阿姨也太偏心，好帽子被我這位壞人戴盡了，使我兩位‘壞人’朋友——湖南‘騾子’周策縱、蘇州‘空頭’夏志清，都氣得胡子一飄一飄的，因為他二人竟然一頂也未分到。”

本書圍繞胡適、張學良、顧維鈞、劉廷芳、吳開先、劉紹唐、朱文長、陳其寬、楊振寧、卓以玉等人物展開，透過此書，我真切地感受到彌漫在唐先生文字中的文化余香和雜學厚度，也感受到他的清醒、沉穩和自信。（段慧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