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是我國北宋著名文學家、書法家、畫家，他自稱平生不為人作行狀墓碑，但他卻為自己的“敵人”破例了。這位“敵人”正是處處刁難他的頂頭上司陳希亮，他十分敬佩陳希亮的為人，因擔心陳希亮的事跡失傳于后世，故而破例寫下了《陳公弼傳》。

　　想當年，蘇軾年少得志，二十一歲中進士，并獲得當時的文壇領袖歐陽修的賞識，在歐陽修的一再稱贊下，他一時聲名大噪。嘉祐六年，蘇軾應中制科考試，入第三等，授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入仕之初，協助知府陳希亮掌理日常事務。到任后不久，一些仰慕蘇軾的小吏便稱他為“蘇賢良”。平日里，蘇軾受人恭維慣了，不免也有些飄飄然。

　　“蘇賢良”這類稱呼頗似現代人之稱博士者一樣，常人覺得是一件平常小事，不料陳希亮聽了卻不這樣認為。陳希亮雖然身材矮小、清瘦，但為人剛直，面目顏冷，說話斬釘截鐵，常常當面指責別人的過錯，不留情面。一天，當他聽到下屬小吏稱呼蘇軾為“蘇賢良”，勃然大怒，當著蘇軾的面下令將這個小吏杖責20大板，然后嚴厲訓斥道：“府判官只是協理文案的官員，有何賢良可言？”下屬面面相覷，蘇軾也下不來臺。

　　此后，蘇軾所寫的公事，陳希亮也毫不客氣的涂抹刪改，往返不休，直至把文章改得面目全非，最后才啟用。在以文章自負的蘇軾看來，這是無法忍受的。后來，凡看到蘇軾有驕矜自得之意，陳希亮在蘇軾登門求見時，也是故意拒絕不見。久而久之，蘇軾認為陳希亮這個頂頭上司是在無端打壓自己，便與陳希亮交惡。平時，如果沒有公事往來，他盡量不與陳希亮接觸，即使中元節這樣的重要節日，他也拒絕前往知府官署與這個“可惡”的上司一同參加節日宴會。

　　如此不受上司的賞識，蘇軾覺得十分郁悶與痛苦，他感到自己懷才不遇，仕途渺茫。一天，知府陳希亮在鳳翔境內建了一座凌虛臺，讓蘇軾撰文以紀其盛。心高氣傲的蘇軾覺得機會來了，他想乘此機會澆陳希亮一頭冷水。于是，他按捺不住內心的憤懣，把平時對陳希亮的種種不滿，全部寫入到《凌虛臺記》碑文中。他以為陳希亮又會像以往那樣，把文章改得面目全非才罷休。

　　但萬萬沒想到，陳希亮看了他寫的《凌虛臺記》碑文后，長嘆一口氣，然后仰天大笑說道：“我對待蘇洵就像自己的兒子一樣，蘇軾就像我的孫子，之所以平日對他如此嚴厲，就是擔心他年紀輕輕卻享有大名，會驕矜自滿，內在涵養不足，這不是我愿意看到的事情。”于是，即刻請雕刻工一字不改地把《凌虛臺記》刻在石碑上。

　　從政四十年，蘇軾在新舊黨爭中兩頭不討好，屢遭貶謫，這時他才明白當初上司陳希亮對自己的一番苦心。元豐三年，御史官員從他的詩文中搜索材料，牽強附會說他譏諷皇帝、詆毀朝廷，把他逮捕，制造了一起“文字獄”，史稱“烏臺詩案”。此后，蘇軾幾經沉浮，先后被貶于黃州、定州、知州、惠州、直至儋州。像他這種耿直有節、愛憎分明的個性，加之又是少年得志、聲名遠播，很容易招致他人的嫉恨，如果總是處在自我虛榮的光環當中，在遭受挫折時，就很難保持一種平和曠達的心態。

　　不過，他很慶幸，自己得到陳希亮的挫折教育。陳希亮打掉他的驕氣，同時也是讓他在順境中接受一些挫辱，從而培養出一種堅毅的精神，在厄運襲來時，能夠以一種樂觀豁達的態度對待。于是，政治的挫折并沒有減弱他旺盛的創作精力。林語堂先生曾說過，中國百姓在遇到艱難和挫折的時候就會想起蘇軾，因為他在經歷挫折之后，仍然能夠保持一種瀟灑和豁達，從容與天真。（梁水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