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切的教誨 難忘的師恩

——寫在趙玉生老師誕辰114周年

★楊增適

20世紀50年代初，趙玉生老師從麗江調到鶴慶中學任教，教導處公布的教師課程表上寫的是“趙玉生”，故而我們學生都不知道她的名諱“趙銀棠”。我考入鶴慶中學后，就讀于初二十一班（1953級），學校實行半軍事化管理，學生集體食宿。我的大哥當時讀初三（十一班），班主任是趙玉生老師。我因家境貧寒享受助學金勉強夠支付伙食費，但沒有行李，只好到初十一班與哥哥同住。趙老師平易近人，如慈母般關心學生，不時來宿舍查看，找學生談話，便認識了我。我雖然才十二、三歲年紀，因喜歡拉胡琴吹笛子，引起她的注意，戲稱我為“小琴師”。

趙老師的兒子和毓偉是城鎮完小的學生，每天放學歸來喜歡找我們幾個年紀比他大不了幾歲的“大哥哥”們玩耍，有時還把我們帶到蔣家西院（教職工宿舍區），參觀她母親書房里滿架的圖書。聽說我上小學時曾寫過一封給志愿軍叔叔的信刊登在《中國少年報》上，趙老師要去我的原稿看后鼓勵我繼續努力：“勤動腦，多練習，才能寫出好文章！”（她的話言簡意賅，對我啟發教育很大，幾十年過去了，至今仍記憶猶新）。為了得到趙老師的幫助，我常把作文本拿去請她審閱（她當時未任教我班語文課）。一次，她看了我寫的一篇題為《我們的幸福》的作文，十分同意任課老師的批語，大意是“主題突出，語言流暢，感情真摯，表達出生活在新中國的青少年對共產黨、毛主席的無比熱愛”。這天，她特別高興，一再鼓勵我繼續努力，爭取更大的進步。

草海鎮新民村的白族女青年蘇映海，1953年在鶴慶率先組建農業生產合作社，因成績顯著，被云南省人民政府授予勞動模范稱號。1954年榮獲全國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稱號。還有一位云鶴鎮新生邑鄉的女鄉長王臘妹，19歲牽頭組織14戶農民成立互助組，被評為“云南省優撫模范”。在蘇映海、王臘妹的積極帶動下，1954年初鶴慶掀起了農業合作化浪潮。這年暑假，根據縣委布置，鶴慶中學成立了文藝宣傳隊，下鄉演出。我和同班同學楊鎧被指定自編自演一個歌頌合作化的節目。我倆平時愛好文藝，接受學校指令，積極性更高，便以蘇映海、王臘妹的事跡趕寫出一個類似如今小品的節目，但畢竟經驗不足，加之文字功底差，得不到通過。楊鎧突然想到趙玉生老師，我倆找到西院求她指導。趙老師接過劇本，逐字逐句修改補充。我和楊鎧終于有了上臺表演的機會。鶴中宣傳隊受到上級的重視，學校領導還指派幾位熱心的青年教師擔任領隊，趁假期帶著我們到甸南金墩鄉一帶演出，觀眾人山人海，擠得水泄不通。記得我們參加演出的學生各自帶著簡單的行裝，吃飯不用交伙食費，學生食堂的一位姓王的司務長還有兩名炊事員為我們操辦伙食。趙玉生老師已五十多歲，身體瘦弱，在下鄉演出中擔任我們的顧問。當然，她是自愿來服務的，這讓同學們十分感動。就是這次下鄉演出活動，加深了我們師生之間的感情，楊鎧的文學天賦引起了趙老師的重視。此后，楊鎧向趙老師學習文藝創作，堅持40年往來不斷，師生情誼甚篤。1956年8月，我初中畢業離開家鄉到麗江求學。讀高中的楊鎧因家庭困難而輟學。他立志當作家，在艱苦的環境里筆耕不輟。上世紀80年代，他終于出版了散文集《蹄印拾花》、長篇小說《鼓樓胯下》，還有近百萬字詩歌散文，發表于各地報刊雜志，成為鶴慶知名的鄉土文學家。趙老師逝世那年，他寫了一副挽聯：“詩魂不斷金江水；月魄長昭玉龍山。”落款“門下弟子楊鎧稽血叩”。像楊鎧一樣得到趙老師栽培成才的學生何止一二人。《鶴慶縣志》有如下評價：“趙玉生老師在鶴慶中學任教期間，熱心培養學生中文學愛好者，有許多后來從事歷史、民俗、詩歌等創作的鶴慶籍學者、作家，都做過她的學生，深受其影響。”這部記載鶴慶歷史的志書，實事求是肯定了趙老師為發展當地文化事業培育人才做出的巨大貢獻。

大約是1954年寒假期間，鶴慶中學有幾位老師相約去雞足山旅行。他們出發那天清早，我和幾個聽到消息的同學趕去南門外為老師們送行。趙玉生是這群教師中唯一的女性，一位嬌小羸弱的老太太，居然敢與男老師們一起遠足旅行。后來聽說她不僅堅持一路上不騎馬也不要人攙扶，還登上了金頂。旅游歸來，趙老師寫了一篇題為《雞足山游記》的文章，由教導處刻印發至各班級讓學生作范文閱讀。這一時期的政治運動已涉及到文化領域，寫詩作文被“上綱上線”，不少作者被扣上莫須有的罪名橫遭迫害。《雞足山游記》據說是宣傳了佛教思想，學校接到上面的指示，開展了對她的批判。

因為這次的“批判”和后來那些對她的不實之詞的誣陷，我才真正認識了恩師其人其文，在內心里為她鳴不平。

玉生先生1904年1月1日出生于麗江大研鎮忠義村一個寒儒世家，她的母親知書識禮。由于自幼受母親指點教誨，五歲時就能背誦幾百首唐詩。六歲進國民學堂，十歲讀縣立高等學堂，十六歲離家到石鼓任教。一個女孩擔任教師之職，在這樣一個邊遠的少數民族地區，確實是一樁了不起的事情。接著一度到昆明東陸大學讀書，不久就在昆明小學，省立麗江中學、鶴慶中學任教，先后執教整整五十二年。有關史籍記載：趙玉生是云南省早期邊地文學的拓荒者，在滇西北這塊神奇美麗的文學沃土上，辛勤勞作，成果豐饒。她敢于沖破封建禮教的束縛，只身前往邊遠民族地區了解民風民俗，翻譯東巴文學。與馬幫為伍，風餐露宿，到維西、寧蒗宣傳抗日，施教送醫，鼓勵邊民學習文化。1948年她的《玉龍舊話》一書問世，引起文學界、史學界的普遍關注，稱之為邊地文學璀璨的奇葩。解放初期，玉生先生到鶴慶中學任教，仍堅持業余創作。在極左路線時期，她蒙受不白之冤，常遭到莫名的批判，后到農場勞動改造，被迫停筆二十年。1979年平反昭雪時，已是75歲高齡。她退休后更加珍惜時光，每天伏案工作，增訂《玉龍舊話新編》，編輯出版《納西族詩選》，先后發表了近百萬字的詩歌、散文、論文等著作，受到社會各界的普遍贊譽。著名作家彭荊風評價她“漢學基礎深厚，工詩文，博學多才”。還說到她和周霖等納西族學者對后人的影響：“前輩人的辛勞成績，必將給更多有志于發展納西文化的新的一代以鼓舞和力量！”。因此他還滿懷激情對納西文化歌之贊之：納西民族多才多藝、能歌善舞、偏居山鄉又名士如流，在云南二十多個民族中能巍立于滇西北高原，而令世界矚目！趙玉生等文學前輩為家鄉，為民族作出的成績，將永載于史冊！

我到麗江讀師范的第一個寒假，回鶴慶過春節，到中學看望玉生老師。走進她的家里，與一群在外地讀書回家過年的同學不期而遇。臨別，學生們捧著筆記本請她題字。她贈我的題詞是“勤學善思”四字，用鋼筆草書，我一直珍藏多年。1993年1月趙玉生老師以90歲高齡仙逝。遠在迪慶的我聽到噩耗難以抑制悲傷，曾寫過一首七絕古詩表達我對恩師的緬懷之情：

緣何年少愛文墨，為有高才細點撥。

勤學善思猶在耳，何懼書山路坎坷。

2016年1月1日，和毓偉著文《母親的真誠與善良》紀念玉生先生誕辰112周年。拜讀毓偉的文章，從那些生活小事的點點滴滴，我感動得幾次流下熱淚：

“為了支持社會主義建設，別人捐一元兩元，母親卻一次捐出幾十元，這是她長期節衣縮食節約下來的。”

“在農場改造期間，她每天早早起床，為難友燒水備茶；又把每月節約的糧票分送難友，讓別人減少一點饑餓。”

“母親70歲退休，與我一起生活。宿舍的公用樓道，母親天天打掃。她說：‘為了社會進步和人類的崇高理想，應該從每件小事做起，從當今眼下做起。’……”

趙玉生先生的文章著述，是她留給后人的精神財富，無論從研究納西族的古文化，或者對近代麗江地區文學藝術的了解來看，都值得細讀。先生深藏于心底并付諸行動的待人接物的真誠、善良、美好的品行，同樣是她留給后代的精神財富。真善美的意義，在極左的政治環境里被扭曲。在那樣的年代里，趙先生的“勞動改造”、“遣返監管”，在“革命不是請客吃飯”的最高指示下，順理成章，成了她實現崇高理想付出的代價。

1981年5月，居住在昆明的趙玉生老師接到麗江縣文教局的聘函，重返家鄉選編納西先輩文士遺作。她被安置在山環水繞、風景秀麗的玉泉公園半山的圖書館內。前院住著她的侄輩、著名作家牛相奎一家。由于有牛相奎夫婦的照料，縣里還安排了一位大學畢業的女同志協助她工作。她每天有良好的心情和充足的時間埋頭幾案，著書立說，寫詩作文。她還積極參加社會活動，不僅擔任麗江縣政協委員，還被推舉為“玉泉詩社”社長、名譽社長和云南省詩詞學會顧問，晚年生活既充實又快樂，果真是“曉色催人行進早，長征大道又新時”、“瞻望景無限，敢虛遲暮年”。1986年5月，趙老師毅然啟程赴延安作“補課之行”，了卻多年宿愿。途中還攀登了峨眉山。歸來靈感泉涌，出版詩集《雪影心聲》。誰會相信這位終日愉快忙碌的老人已快近90高齡！

1983年冬季，我接到《邊疆文學》編輯部的通知，要我到昆明修訂拙作小說《轉經路上》，省作協還發函德欽一中（我當時工作的單位），為我請了創作假。那時還沒有后來定期分片舉辦的“筆會”制度，但對基層作者的業余創作還是很重視的，一旦發現有價值但還存在某些不足的作品，就邀請作者到昆明改稿，安排食宿，責任編輯每天都來面對面細談稿子，直到定稿。這樣的作品刊發時加編者評語排在頭版，以引起讀者的重視。記得當時全省公開出版聲譽較高的文學期刊主要有《邊疆文學》（時稱《邊疆文藝》）和《個舊文藝》，后來又有《滇池》創刊。生活在基層和遠離省城的業余作者能在這幾本刊物上露臉的機會有限。迪慶的喻國賢（藏族）、查拉獨幾（藏族）、亞笙（納西族）等人，和我一樣都是從《邊疆文學》起步走進文壇的。我十分珍惜這樣難得的機遇，按編輯老師的提示修改潤色，作品終于獲得通過。返回迪慶時，我繞道麗江看望恩師（如果沒有她老人家多年的指點，按我這樣的智商和生活條件一輩子也無法寫出一篇能引起上級重視的作品）。我先找到文友牛相奎，由他帶我走進恩師居住的小院。一進門，看見她已變成面目清瘦頭發花白的耄耋老人，心中不禁生出幾分凄涼。聽到我的聲音，她取下老花眼鏡，把我看了又看，然后說：“我在鶴慶待了這么多年，教過的學生雖多，如今還記得姓名的卻不多了，你是羅協中，還是楊增適？我分不清了。”我通報了姓名，又告訴她：“羅協中原在昆明重機廠工會工作，后被省總工會借調擔任《時代風采》編輯。”她欣慰地說：“你二人在我的印象里喜歡文學，長得也相像，這些年還不時讀到你們的文章，還聽說你們都出了書，我很高興！”臨別，她再次提示我：“不要辜負上級的培養和老一輩作家們的幫助。”先生的諄諄教誨我怎敢忘記，那是我一生刻苦學習努力創作的鞭策和動力啊！遺憾的是這次拜見恩師竟成了與她的訣別。

記得古人有一句名言：“夫君子之行，靜以養身，儉以養德，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趙玉生先生從教終生，不僅在為人師表上白玉無瑕，卓爾不群，在生活上的寧靜、淡泊，也為后人作出了榜樣。她在云南文學藝術戰線上，在納西族文學發展史上的地位，更是有口皆碑。

趙玉生老師永遠活在一代代學子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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