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書籍遭遇的厄運

○王吳軍

在古代的時候，那些留存和傳播人類文明的書籍曾經遭遇過一些令人嘆息的厄運，可以說，書籍的命運也是充滿坎坷，艱辛無限。

先說書籍在秦朝遭遇的厄運。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后，推行郡縣制，把天下分為36郡，這些郡由中央政府委派官吏進行治理。但是，當時有一些儒生（也就是讀書人），大力主張繼續推行殷、周時期的分封制。這些儒生以《詩》《書》中的文字記載為依據，建議秦始皇廢除郡縣制，而是把天下之地分封給皇子和功臣，使其為諸侯，這就是所謂的諸侯制。這其實是一種倒退而不合時宜的政治主張。這時，秦朝的丞相李斯批評儒生是在尊古而非今，是各尊私學、誹謗朝政。于是，秦朝就采取措施，大肆焚書。當時，“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全部送交政府有關部門“雜燒之”。儒生們若是聚在一起談《詩》《書》，就要斬首示眾，若是有人敢以古非今，就滅族。而且，有儒生藏書三十日不燒者，就罰他去修筑長城的工地上干四年苦力。秦始皇焚書是古代書籍的第一次悲慘遭遇。

秦始皇的大肆焚書，不僅燒毀了自戰國以來形成的百家爭鳴、自由民主的學術空氣，而且把自夏至秦兩千年的文化、思想的結晶都付之一炬。

不過，秦始皇焚燒的書籍只是民間的私人藏書，而秦朝政府的藏書，則是在項羽入關后火燒阿房宮時焚毀的。

到了公元前190年，西漢的皇帝漢惠帝劉盈解除了秦朝對于書籍的禁令，為書籍的發展提供了政策上的保證。到漢文帝和漢景帝時期，很多過去被禁止的書籍才開始在民間流通。漢武帝在位時，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國家的藏書積如丘山。漢昭帝、漢宣帝、漢元帝、漢成帝這四個皇帝繼續奉行漢武帝推行的以儒學為一尊的文治政策，進一步完善了政府對于書籍的典藏工作。為了統一保管和檢索國家的藏書，公元前26年，漢成帝命令劉向帶領一些知識分子做校書工作，劉向校書19年后死去，他的兒子劉歆繼承父業，終于編成了我國第一部系統的國家藏書的目錄學術著作《七略》。《七略》一書真實反映了西漢的書籍之盛，它著錄的書籍分為6大類、38種、603家，共13219卷。書籍經過秦火焚毀、項羽再次焚毀之后，經西漢上百年的搜集，又能如此之盛，實在是了不起的。同時，經劉向父子校寫的新本書籍，也被統一存放在漢王朝的國家圖書館“天祿閣”中。

公元8年，王莽篡漢自立，建立新朝，不久，農民大起義爆發。公元24年，赤眉軍與更始軍在長安激戰，漢朝的宮室被焚，使得“禮、樂分崩，典文殘落。”《文獻通考》中說：“王莽之亂，焚燒（書籍）無遺。”西漢上百年對于書籍的辛苦經營，幾乎全被焚毀。

東漢光武帝劉秀極為重視藏書工作。《后漢書》上說：“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采術闕文，補綴漏遺。”在劉秀的號召下，王莽之亂時攜帶圖書隱匿林野的學者“莫不抱負典策，云會京師。”公元25年，劉秀遷都洛陽，當時，“經牒秘書”這些書籍裝滿了兩千余輛車。后來，漢明帝、漢章帝等東漢皇帝繼續征集遺落民間的書籍，東漢的國家藏書最盛時“書增三倍，以其數計之，當為六千余乘。”

東漢末年，天下大亂。公元190年，董卓挾持漢獻帝西遷長安，臨行前，董卓縱兵大肆燒掠，書籍再次慘遭厄運，“典策文章，競共剖散。”董卓的士兵把用絹帛抄寫的圖書拆開，大的粘連起來，做成車的帷幔和頂蓋，小的則制成口袋。運抵長安的書籍，只有30余乘。公元195年，董卓的部將李傕和郭汜對長安進行屠城，隨后，又在城中混戰，使得“符策典籍，略無所遺”，當時東漢政府的藏書，慘遭焚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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