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娃娃

1964年，我在中甸縣城（今香格里拉市）紅衛小學讀書。那時，學校學生大都來自中心鎮（今獨克宗古城）。一起長大的孩子們相互間習慣稱呼小名，這樣的稱呼還影響到了老師。

那時，班里有個叫“北京娃娃”的女同學。其實，這位女同學的名字叫馬京妹，可鎮上的人卻喜歡叫她“北京娃娃”，于是，老師和同學也都這樣叫她，好似乎“北京娃娃”就是她的真實姓名。兒時的我總愛“打破砂鍋問到底”，總覺得“北京娃娃”的名字很稀罕，想弄清這個名字的由來。

于是我找到了母親釋疑解惑，母親告訴我：“‘北京娃娃’出生在北京，所以大家都叫她這個名字。”我再問：“那為什么沒有人叫‘麗江娃娃’‘鶴慶娃娃’的呢？”母親答：“麗江、鶴慶地方小，而北京是我們的首都，是毛主席居住的地方，所以，出生在北京是一種榮耀。”聽了母親的話，我十分羨慕“北京娃娃”，更想聽她給我講述北京的故事。

可惜，“北京娃娃”在北京的時間很短，且當時尚年幼，所以，她無法回答我們提出的問題。很多時候，她會把同學們提出的問題帶回家里，問過她父母后，第二天才轉告我們。記得她曾對我們說過，北京天安門廣場很寬廣，她父母帶著她參加過國慶十周年典禮。她還對我們說：“毛主席說了，全國人民要大團結，要齊心建設好社會主義。”那時的我們對“北京娃娃”羨慕不已。看到同學們對北京向往的眼神，老師說：“只要大家好好學習，將來一定能上北京，走進雄偉壯麗的天安門廣場。”

1967年我轉學到了鶴慶縣城讀書，可我始終沒有忘記“北京娃娃”，她成了我向鶴慶同學炫耀的“明星”。1971年4月，當我又從鶴慶回到中甸上學時，昔日的同班同學有的小學畢業已參加工作，有的上了中學，而我卻因各種原因仍然還是一名小學五年級的學生（當時小學實行五年制）。巧的是新的班級里有個叫馬京生的同學，大家都叫他“北京弟弟”。原來馬京生是馬京妹的弟弟，他也出生在北京，所以同學都叫他“北京弟弟”。

從“北京弟弟”那里，我得知他的姐姐已經當上中心鎮醫務室的赤腳醫生，不過那時的人們已經不再叫她“北京娃娃”了，而是稱她為“北京阿姐”。

我問“北京弟弟”：“你們家是怎么和北京結下緣分的？”馬京生告訴我：“我父親名叫馬鴻驥，是中心鎮人。年輕時他勤奮好學，是西南民院（今西南民族大學）的第一批畢業學生，后來又到中央民院進修，便留校在中央民院工作，母親隨父親到北京生活，姐姐四歲時父親才回到云南。”我從馬京生那里得知，他父親在北京工作期間，曾多次作為少數民族代表參加迎接外賓的國宴，還參加了天安門廣場上的國慶十周年典禮。

回到學校一個月后，我被推薦到中甸一中上初中，又和曾經的小學同學在一個班級里念書。記得上中學時，《我愛北京天安門》這首兒歌風靡一時。為了讓我們掌握更多的英語單詞，一位來自昆明的女教師還把這首兒歌翻譯成英文歌教我們唱。當時，班里一位同學向老師提出能不能把“北京娃娃”翻譯成英文，老師在黑板上寫下“Beijing doll”的字樣后，問那同學：“你為什么想要知道這個英文詞組呢？”當這位老師得知“北京娃娃”的故事后，深有感觸地對我們說：“北京情系著全國各族人民的幸福，所以大家才把親切的愛稱賜予了這對幸福的姐弟。”
     在今年“七一”的黨支部活動中，我與支部里的老黨員祁繼光聊起了此事。這位土生土長在獨克宗古城的學長饒有興致地對我說：“‘北京娃娃’的父親是我的舅舅，‘北京娃娃’和‘北京弟弟’是我的表姐和表弟，這稱呼足以體現藏族群眾熱愛北京、心向北京的情懷。”他還深情地說：“獨克宗古城的人們對黨有著深厚感情，所以我們不僅把北京的寓意用于自己的名字，更愿把美好情意刻寫在自己的心中。如今，香格里拉人在北京工作的已不再是少數，每年考上大學進北京讀書的學生也有很多。所以，今天香格里拉的‘北京娃娃’應該是成百上千了。可以說是北京的光輝照亮了香格里拉。”祁繼光的眼里充滿了自豪感。

“北京娃娃”勾起了我對往事的懷念，讓我深切地感受到首都北京和香格里拉緊緊相連，這種緊密的聯系堅定了我心向北京的信念和追求，更激發了我積極投身到全州開展的“擁護核心·心向北京”主題實踐活動中，踔厲奮發，篤行不怠，為實現迪慶藏族自治州的跨越式發展而勤奮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