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滇邊要路略》

　　近年來考古資料顯示，德欽縣境內大約在春秋時期已有人類活動并形成聚落。深藏于“三江并流”腹地的阿墩子，在悠久的歷史進程中 ，蘊育和積淀了深厚的民族文化。但是，由于特殊的地理環境和人文因素，難見漢文記錄下來的文字材料。《滇邊要路略》填補了這一空白，稱得上是最早出現的德欽縣情漢文文獻著述。

　　《滇邊要路略》為線裝手抄本，文字工整，書法雋秀，按封面印章推論，擬為作者手跡。該書作者王沛霖，云南劍川縣人，民國元年至五年（公元1912至1916年）任阿墩子鹽務委員。王氏在任期間，深入實地了解滇邊道路和民情之后，寫成此書。全書分為21個條目，內容雖以修筑道路為中心，對當地的歷史沿革、行政區劃、地理位置、物產資源，以及商業貿易、重大歷史事件等，都分別作了記述。書中還繪有地圖（稱《滇西殖邊地全圖》），詳細標明阿墩子至菖蒲桶（今貢山）、維西、蘭坪、麗江等地的路線和途中險關及站名等，其實就是一幅以德欽為中心的滇西北茶馬古道線路圖。還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滇邊要路略》不僅介紹了德欽概況，在“菖蒲桶源流”等條目中，對怒江地區的疆界、民族等也有簡要敘述。作者對開辟滇西北極邊道路的思考、對這一區域經濟貿易開發的建議，時至今日仍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滇邊要路略》文字精煉，語言為調查上呈報告的口吻，每個條目之后都有作者感慨建議之句。如在“阿墩子沿革”中，僅用200余字便將“舊皆西藏屬地”至“設行政委員”這一段漫長的歷史過程交待清楚。結尾寫道：“顯見國家與人民關系，均資法律敦化這感戀非淺繹之重要也哉”。“阿墩子區劃”記述了該地與四鄰的分界之后，有“域境城為川藏沖要之門戶，商賈云集之巨市，軍政外交之關隘，商務交通理財諸端再再，逼迫我滇速宜籌布不可緩延也”的警句。在“阿墩子源流”中，概述了阿墩子自清康熙以來之歷史和辛亥年間“西藏聲告獨立，川邊邊軍四處圍困，要求救援滇軍西征”及阿墩子改設縣治等情況之后，筆鋒急轉，痛呈邊地開辟道路發展交通之重要：“民國元年冬，霖代差鹽務緝私，率勇逡巡繞道瞞關者，念山河情勢疆域交鄰國土關系種種，立待創辟道路，實為我屏藩之眉急政策也哉。”“工程要旨”在例舉滇邊道路艱險、危及國家和人民利益等12條緣由之后，提出修筑滇邊道路是“保險濟物利人”的事業和加強國防的需要，但又由于筑路工程浩大，經費不足，因而擬定用“抽收路捐”和“向四方募勸捐助”的辦法籌集資金，并上報云南都督。結尾王氏表白：“愿盡義務，不支薪金，力任勞怨”。關心國事體恤民情之心溢于言表。古云：“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作為送達上司的呈文，在內容真實的基礎上施以文采，是完全必要的，既可體現作者從政之德，又可展示作者為文之能。

　　只因《滇邊要路略》基本囊括了志書的內容，后來收藏者便在封面補書“阿墩子志”四字。這一提法雖出于對該書的嬖愛，但有失偏頗。我們知道，作為一縣之志，要求橫不缺項，縱不斷線，應按地理、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社會等大類撰寫，詳盡一縣之事而不越域而書。語言則要求述而不作的語體文，即在敘述某事時不發表議論或感慨。由是，《滇邊要路略》盡管內容翔實、語言精雅，按例體不應歸入志書之列。（楊增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