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州三位行業先鋒的故事

采訪過程中，記者經常遇到一些行業先鋒，他們專注于工作，精益求精，心無旁騖，在各自的崗位上默默耕耘，將平凡事情做到不平凡的極致。記者一直在想，什么才是“工匠精神”最好的詮釋？這一期特別報道，特采訪了紀錄片制作人阿福、“書醫”張慶堯，還有達瓦卓瑪老師，讓我們一起從他們的精彩故事中品味永不過時的工匠精神。

紀錄片制作人阿福

說到王維鑄這個名字，好多人都不認識，但說起他的另一個名字——迪慶州電視臺的阿福，人們就會立刻反應——是圈里公認的我州最佳紀錄片導演。

當微視頻滇金絲猴《小不點成長記》在迪慶日報微信平臺上播出時，“小不點”的命運牽動著好多人的心，這部紀錄片真實記錄、科學再現了滇金絲猴的猴群結構、個體動人故事及整體生存現狀，不少觀眾通過視頻第一次了解了滇金絲猴的特性及故事。很多人都不知道，5集三分鐘的滇金絲猴的視頻故事，是阿福的拍攝小組差不多歷時10年才拍到的珍貴視頻材料。

“我是在2001年第一次有過拍攝滇金絲猴的機緣，后來一直就有做個講述猴群紀錄片的念頭，白馬雪山管理局也毫不吝嗇地分享了滇金絲猴的科研成果，并給予支持。2003年開始，我每年都有幾個月時間對白馬雪山的野生滇金絲猴種群進行系統的拍攝。拍攝過程中，有時十多天都遇不到猴子，比如視頻里看到猴子吃竹筍的鏡頭，差不多是拍攝了一個月才拍攝到理想的畫面。”在山野里拍野生動物的紀錄片，辛苦是常人想象不到的。天天吃壓縮餅干吃到想吐，但必須在特定位置等著猴群出現。

有一次，阿福在山上拍片呆了一個月，下山時，連村民都沒認出他來。“像個野人一樣。”響鼓箐的一個護林員回憶說。

阿福拍攝記錄片一直秉持一個底線：每個故事都要有科學依據，任何故事都經得起科學自然的推敲。采訪中，他聊到，曾經有拍滇金絲猴的片子解說有猴王，可滇金絲猴群中并沒嚴格意義的猴王。

阿福說，10年來，自己從對滇金絲猴一無所知，到真正了解滇金絲猴的特性。拍攝的時候，攝制組還特別注意，不能因為拍攝行為造成對猴群生活的干擾，一直躲得很遠。野生猴群慢慢和攝制組熟悉起來后，他們可以到距離猴群20米位置進行拍攝。

10年的時間里，阿福的拍攝小組每年都花上幾個月的時間呆在山上拍攝猴群，差不多拍攝了兩萬多分鐘的視頻材料，最后剪輯制作成了50分鐘的紀錄片《探秘滇金絲猴世界》，該片子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金鵬展翅獎。

在期間，他不光拍攝制作了滇金絲猴的紀錄片，還制作了《尋找登山者》、《此稱家的幸福生活》等一系列記錄歷史事件、記錄人文的好片子。《尋找登山者》講述了梅里雪山對當地百姓的意義，記錄了在梅里雪山曾經出現過的登山隊，以及在各種爭議下，梅里雪山禁止登山隊攀登的歷史故事，該片當年就囊括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金鵬展翅獎的最佳攝影獎、最佳紀錄片獎、最佳導演獎。《此稱家的幸福生活》從當地百姓找松茸出發，記錄迪慶藏區百姓的生活狀態，該片獲得中國電視金鷹獎優秀紀錄片獎。

“最初開始拍攝紀錄片，是模糊地感覺到有些東西正在消失，就想著用攝影機記錄下來，以便這些東西傳承或者延續。”采訪中，阿福很少聊到拍片時吃的苦頭，在拍攝《雨崩村的故事》紀錄片時，他被30多只螞蝗同時叮咬；在尼農河谷被狼跟蹤……這些事現在都被他當笑話輕描淡述。“世代變遷很快，人物的命運在時代的變遷中不經意間就發生變化，”阿福一直注意觀察著這些，“時間平靜地流逝，不同的個體和整體都有著各自的命運，但所有平緩發生的事會在某個意想不到的點發生作用。”

拍攝《雨崩村的故事》時，阿那主的孩子格茸還在讀書，后來綴學，經歷一些事情，又恢復求學之路。如今，格茸已經成為一名武警戰士。阿福說，如果他重返雨崩村拍攝，肯定又是不一樣的感受，當年的孩子都已經長大，又是一個新的時代來臨了。

“我最大的愛好就是紀錄片，拍攝或者制作的苦對我根本不是苦。”一個紀錄片從構思到踩點，到確認拍攝對象、跟蹤拍攝、還有后期繁瑣的制作，要經過很多道工序，阿福對每個程序都細細琢磨，有時為了連接故事的某個詞語，會推敲打磨一個晚上。

時至今日，阿福記錄了很多行將消逝或已經消逝的歷史故事，還有正在迪慶發生的故事，如《雨崩村的故事》等一些紀錄片，曾在央視、云南省電視臺播出過。片中的人和事一些已不復存在，而影像中那些事情猶在，這正是紀錄片的魅力所在。

再過幾天，阿福拍攝小組制作的《羊年梅里雪山轉山》紀錄片又將播出，以他的手法再現這條不平凡的轉山朝圣之路。

“書醫”張慶堯

慘不忍睹的經文殘片，放水里洗洗刷刷，拼拼對對，然后涼干、壓平、修復等……當你在州圖書館里看到修舊如舊保存完整的《大藏經》經文時，你可能不知道，那是在專家的指導下，張慶堯與很多志愿者一起反復經過多道工序的成果，有時幾天也不能完成一張經文的修復。

2010年9月，納格拉藏經洞被發現，迪慶州圖書館民間古籍考察隊于2010年10月兩次進入藏經洞考察發掘。藏經洞距離納格拉村十五公里左右，處于高出崗曲河千米的絕壁之上，通往藏經洞的原有道路早已被百年叢生的密林封閉，進入藏經洞需要攀爬絕壁。懸崖之上，巨大的洞穴可容納二百人居住，距離洞穴一公里處有一石砌防御工事遺址，洞外有人工石砌的高墻，唯一進出洞穴的通道是一根高掛在石墻上的獨木懸梯。洞穴內有小木房二十余棟，都有明顯的人為破壞痕跡。可見，洞穴并非長居之所，更有可能是避亂之處。詢問附近老村民，沒能獲取有關洞穴歷史的線索，穴居洞穴的準確時間已無從考證。在當地向導的幫助下，2010年10月，州圖書館開展藏經洞實地考察發掘工作，發掘出大部分破損的藏經約2千余張。

為了整理保護好古籍，州圖書館投入大量的精力，張慶堯在單位的支持下，于2011年參加古籍初級培訓班，先后歷經漢文古籍、彝文古籍、藏文古籍修復技藝培訓，在省中心導師的悉心指導下，修復技能得很大的進步，現已能獨立進行藏文古籍經頁的修復。

古籍修復是一項繁瑣、枯燥但又必須付出耐心的工作，要甘于寂寞和孤獨，修復過程中要用到幾十種修復工具，修復技法也較多。古籍是國家珍貴的文獻典藏，在修復的過程中必須小心翼翼，在不損壞古籍的前提下開展工作，還原古籍原來的樣子，做到“修舊如舊”。

古籍破損不嚴重的一天能修復多頁，破損嚴重的幾天才能修復一頁。根據紙張纖維、韌性、厚度及其他因素綜合分析，“香格里拉納格拉洞藏經”用紙分為小狼毒紙和大狼毒紙，這兩類紙張都微帶毒性，不易受蟲蛀蝕。但長時間接觸紙張（因修復前后紙張需著濕），手指發白并褪皮、伴隨癢痛，出現頭暈、惡心等癥狀。

張慶堯告訴記者，古籍修復過程中，一怕粗心，對古籍造成損傷；二怕不夠細心，遺漏細節，修復不到位，難以呈現古籍的原貌。修書如繡花，更須具備工匠精神，專注于每一細節。在古籍修復的過程中，由于專注，張慶堯忘記了外界的干擾，專注于修復的每一個環節，每天伏案幾個小時。“修書”亦如“修心”，張慶堯說，每當看到自己完成的修復成果內心是欣慰的，忘記了每天伏案幾個小時不動導致的身體的僵硬與疼痛。

如今，在國家古籍保護中心、云南省古籍保護中心的支持下，珍藏在州圖書館的藏文經書在專家及志愿者的共同努力下已經全部修復，搶救性修復納格拉洞藏經共2000多頁。目前，納格拉洞藏經修復工程已圓滿完成。

“教書匠”達瓦卓瑪

達瓦卓瑪認為，在一個行當做出成績、被世人認可的人都被稱為“匠”，如“瓦匠”“木匠”等等，都是行業的“能人”，而教師的“工匠精神”追求的是認真、敬業精神。

“我從1991年開始教書，從教27年，一直堅持站在三尺講臺上課，至今每周還要上17節藏語專業課。我喜歡和我的學生在一起，甘愿把全部精力用在學生身上，甘當教書匠。教師只有深入了解學生，才能有目的地制訂教學目標和教學計劃，設計教學過程，選擇恰當的教學方法等。教師要融入自己的人格魅力和思想情懷，聚精會神，潛心鉆研，認真打磨，反復研究。”達瓦卓瑪說。

1991年，達瓦卓瑪從迪慶州師范學校藏師班畢業，當時，她所工作的德欽縣云嶺鄉斯農小學并沒開設藏文課，當地的藏族小孩會說藏語，卻不會寫藏文。憑著對藏文專業的熱愛，她在課余開設了藏文掃盲班，沒想到不光是孩子們學習的興致很高，連村里的百姓在農閑時候都來聽課。

1994年，迪慶州成立藏文中學，選調達瓦卓瑪當藏文老師，并選送她去青海教育學院進修兩年。回來后至今，達瓦卓瑪在迪慶州藏文中學從事藏語教育已經有24年了。迪慶的藏語教育起點低，目前州內一些小學已經開設藏文課，但考入州藏文中學的好多初中新生并不懂基本的藏文，進入學校都要花費一個學期的時間教學生學習藏文中學自編的《藏文入門課本》，然后才學習正規的五省區統一藏文課本。

“每個課堂都要利用好，以更好地完成教學任務。因為學生不僅是要學習藏文，還要學好其他的各門學科。”達瓦卓瑪說。藏文中學的考生參加高考或者中考，采用的是用藏語翻譯的全國統一普通類二卷，要求用藏語作答。在授課過程中，達瓦卓瑪邊學習邊實踐邊教學，并在教學中探索出一條適合迪慶民族學生的教育方式。“現在提倡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這和我們迪慶的優良民族習慣是一致的，不管是藏族，還是傈僳族、納西族，迪慶的好多民族提倡講敬語，互相尊重是和諧社會的一個必備要素，藏民族是非常講究禮儀的一個民族，敬語類的詞語非常豐富，繼承和發揚優秀傳統文化已經是當今社會的一大主題。”

達瓦卓瑪說，教好書首先要培養好學生對學科學習的興趣，在注重學生的學習興趣同時，還注重學生的德育工作。在授課中，達瓦卓瑪生動地把迪慶民族文化傳統與藏文教學融合起來，這也已經成為了迪慶州藏文中學的一大特色。學生們不僅在課堂上使用敬語，而且在平時的課余生活中也非常懂禮貌，同學之間常常是用敬語交流。

很多迪慶學生在剛入學時，三十個藏文字母都不熟悉，在初中，藏文教學要完成藏文的《正字》、《三十頌》、藏文詩歌、詞藻學等課程，中考時學生能獨立完成300字的作文，而進入高中，學生開始涉及更深度的學習《字性組織法》、邏輯學等課程，高中畢業時，能完成600字的藏文作文。24年來，達瓦卓瑪送走了15屆學生，她和眾多的老師一起堅守在州藏文中學教育崗位，成功地向高等院校和社會輸送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才，在教育系統、公安系統、藏學研究等崗位，都有了藏文中學畢業的學子，許多人都成為了各自崗位的人才。“這是最讓我欣慰的事，看著一批又一批的孩子，在學校里度過他們的青春時光，升入高等院校，找到適合自己的專業和位置，沒有什么比這樣的成果更讓老一代“教書匠”們更感動欣慰的了。”達瓦卓瑪說。

達瓦卓瑪老師也受到社會各界的好評，她被多次評為“優秀教師”、“優秀黨務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