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催開幸福花

----記錄維西改革開放四十年的四個小故事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城鄉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除了思想的解放，觀念的更新，人們日常衣食住行也一天天好轉，一步步邁進了小康的美好歲月。下面這4個小故事很短，但卻見證了維西縣40年來的發展變化。

“還是聯產承包責任制好”

1982年春天，我還在古宗灣小學任教，縣里派來了工作組，任務是推行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第一次群眾大會就在生產大隊的院子里舉行。工作組干部傳達了上級文件之后，用通俗的語言做了講解。多數農民聽了后紛紛表示，堅決響應上級號召，投身改革。但有一位60多歲的農民卻哭著說：“這不是分田單干嗎？辛辛苦苦30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我想不通。”

改革人心所向，大勢所趨。很快，聯產承包責任制這場聲勢浩大的改革在村子里全面推進，農民生產積極性空前高漲，春潮滾滾，農村煥發出前所未有的生機與活力。

事實最有說服力。一年后，那位想不通的農民的臉上綻放出了燦爛的笑容，他逢人就說：“還是聯產承包責任制好，繳足了集體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地還是那片地，人還是那些人，但生產出來的糧食卻比以前多了，肚子飽了、日子好了、干勁也更足了。”

“雇傭工人”引爭議

上世紀80年代中期，維西縣城冒出了彭天慧等一批萬元戶。當時的萬元戶可不簡單，工齡在10年左右的普通干部月薪約為60元，一年下來才有720多元，十年才7200多元。

萬元戶冒出來了，生產規模越來越大了，從事生產的勞動力不夠了，需要雇傭工人了。當時，維西縣城一位以釀制白酒為主業的個體戶施老板雇傭了3個農村青年，除了包吃包住外，每月每人還能領到48元的工資。一時間，施老板雇工的消息不脛而走，引起人們的議論。有人說：“這是在搞資本主義，搞剝削。”有人說：“施老板就是資本家，他雇工就是搞剝削。”但更多的人說：“雇傭農村剩余勞動力從事第二產業是大好事，一方面解決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問題，另一方面加快了工商業發展，繁榮了經濟。”

爭議歸爭議，改革大潮洶涌澎拜，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非公經濟如雨后春筍蓬勃發展，成為拉動維西經濟增長，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的強大引擎，其經濟總量占據了縣域經濟的“半壁江山”。

“賣炭翁”搞起“農家樂”

“五里一塘、十里一鋪。”維西縣保和鎮白帕塘就是茶馬古道上的一個驛站。如今，這里環境優美，樂了游客、富了群眾。

“我們白帕塘村民小組是遠近聞名的文明村，全村唯一的一個貧困戶在前年也摘掉貧困帽子，過上好日子了。”永春村黨總支負責人自豪地說。

說起白帕塘的變遷，今年67歲的共產黨員鄧學章最有發言權。上世紀90年代以前，白帕塘村民小組都是典型的靠砍柴賣、燒炭賣過日子的貧困山村。雖然苦也苦了，但村民的日子還是溫飽不足，娃娃讀書、生病就醫無保障。”沒有人不想過上安逸的日子，但靠什么才能過上安逸的日子呢？1998年，國家實施天然林禁伐政策，砍柴賣、燒炭賣的路子走不通了。“當時，我就想，能不能養點魚呢？”鄧學章回憶說，“我的性格是想了就干，干就要干成。于是，我以《農村百事通》《農村池塘養魚知識》為老師，認真學習池塘養魚知識，并把我們家的一片沼澤地開挖成近3畝的魚塘，在我們村乃至維西縣第一個搞起了生態魚養殖業。一年后，我嘗到了甜頭，我的生態魚在維西縣城以高出外地魚兩倍的價格被消費者搶購一空。”

隨后，鄧學章又開挖了兩個魚塘，并建起了具有傈僳族風格的休閑山莊。2010年，鄧學章家的農家樂開門迎客了，生意一天天火了起來。但鄧學章并不滿足，他邊經營自家的產業邊鼓勵周邊村民一起開辦農家樂。

“鄧阿老是我們村第一個敢吃螃蟹的人。他成功走出了一條把綠水青山變為金山銀山的道路。前面有人走，后面有人跟，在鄧阿老的帶動下，我們家也建了魚塘，養起了生態魚，開辦了農家樂，走上了致富路。”傈僳族青年余加其說。

余加其家的山莊規模僅次于鄧學章家，通過轉變觀念，他們都過上了好日子。

地標“三棵樹”

上世紀90年代中期，維西縣城小平街有一家小旅店，名字叫做“三棵樹客棧”。當時，維西縣城只有小平街、十字街、新街幾條街道，其中，最繁華的要數小平街了，客棧前的三棵槐樹是當時維西縣城的地標。

“維西縣城不僅變大了，而且變得美麗迷人了。”今年春節，在北京工作了8年的李福蓮女士回到了闊別多年的家鄉保和鎮，剛下車，眼前的變化令她驚嘆不已。

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維西縣以人民為中心，精細化打造省級園林縣城，縣城面積擴大了3倍，從兩條主要街道發展到8條主要街道，從小平街“三棵樹”發展到現在的見縫插綠、綠樹成蔭、四季花開不斷，從沒有一個公園發展到現在的5大公園。城區綠地面積達60公頃，綠地率達23%，人均公園綠地面積達8.7 平方米，宜居宜游宜業新維西秀美畫卷奔來眼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