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年時代的齊世昌

一、腦海中的影像

少年時候，我心中一直有一個偶像，那就是我的大舅齊世昌。對大舅的印象有時朦朧，有時清晰，朦朧的是對他的精神內涵理解，清晰的是他的外在模樣，退休以后我慢慢梳理琢磨出其中的一些往事，于是有了以下的文字。

1955年，我大約5歲，當時經常盼望聽到的一個稱呼就是大家叫我“小縣委”。

當時我的家鄉還沒搞土地改革，我的祖父是縣里協商委員會的副主任，大舅齊世昌則是最年輕的縣委委員，因年輕有為而受人關注。

我小時候的生活環境相比同齡人優渥，但即使是孩子心中還是有向往的，我就一直向往成為像大舅一樣受人敬仰的人。

有時候，只要有一絲線索，我就像現在的追星族一樣關注他的動向，在我的心中留下了這樣一些場景：他給工作隊隊員上課，用藏語也能用漢語；他在大會上給主講人擔任藏語翻譯（當時稱為通司），有時候他也主講，臺下經常響起熱烈的掌聲。

他很忙碌，好像許多場合都離不開他，工作場合也成為了他展示風采的舞臺，他在我兒時的記憶里，就像一顆閃耀的星宿。

那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迪慶高原到處朝氣勃勃，站在潮頭的齊世昌更是如魚得水。后來翻看了一些史料和檔案我才知道他是黨組織著力培養的青年才俊之一，而他也沒有辜負黨的培養，工作努力，成績十分突出。

大舅在我腦海里的有著一張英氣勃勃的臉龐。一次他表演完滇戲《打漁殺家》后，還沒有卸妝，我見到他的模樣，驚為天人。對他形象深刻的，還有他留下的背影。他經常喜歡穿一件棉大衣，像極了電影中縣委書記的好榜樣焦裕祿所披的那件大衣，青灰的顏色，長及膝蓋以下。當時我還以為這是國家為縣委領導配發的制式服裝。從后面望去，他還有一頭卷發，一字型雙肩，大衣顯出他健美而頎長的身形，而衣擺就像電影里中世紀西方武士的披風。只要腦海中出現這樣一個造型，我的心中就有一種洶涌澎湃的熱流涌動，這個就是我希望有人稱我“小縣委”的懵懂出處。

如今看來這份渴望和仰慕是何其純潔，是孩子心中對美好事物的親近。

二、用象棋教會我道理

1965年是“四清運動”的中后期，春節期間，父母帶上我和妹妹達瓦到姥姥家做客。下午三點起，父親就和大舅齊世昌擺開中國象棋對弈起來。

當時我已是初二的學生，也知道一點象棋知識，就來到他倆邊上湊趣。一會兒幫父親跳馬，一會又喊大舅趕快架炮。

我玩得很歡，但惹得喝了一點小酒的父親不高興，“河邊無青草，不養多嘴牛，你給我閉嘴。”

一時之間，我又要抬起的手只得放下，尷尬地垂手站在棋盤旁。

“如果沒有牛，何來酥油香”，大舅一面抬手挪了一顆棋子，一面氣定神閑地幫了我一句。大舅的隨和沖淡了父親的威嚴，讓我放松不少，心中升起對大舅的依戀，這天下午我就流連在棋盤旁。

之后某個周六的下午，我放學從中學（中甸一中）回家，走到外婆家附近時，聽到有人喊我的名字“旺堆，你過來。”抬頭望去，竟然是大舅，他面帶笑容，抬手招呼我過去。“大舅，您叫我？”“今天我想下象棋，你陪我下幾盤。”大舅說。“我還要回家放書包，就不下了。”說完我就想溜。當時我的腦子里滿是惶然，只知道自己棋技未入流，不希望大舅看到我狼狽的樣子。就在我猶豫之際，大舅幾步跨到我的身邊，一把拽住我說：“今天你是跑不了啦，剛好明天星期天，我有時間。”

兩天里，我不知道輸了多少盤，一盤也沒贏過，無論我怎樣靜下心，沉住氣，都毫無招架之功。

第二天臨別時，他拉我坐下說：“這兩天難為你了，我看你動腦子還可以，已經悟到下棋要走一步看幾步的道理。”

聽到他的表揚，我很高興，連感謝的話都不會說，只是使勁點著頭。

大舅接著說：“這兩天來我沒有讓你贏一局，但是你要記住這兩局。一局是我們拼完了所有能兌的子，我還剩一帥一卒，你只有一個將，這局棋最終我靠卒取勝，這叫‘卒定心’。還有一局，我剩一將兩兵，你只剩一帥，我用兩個兵逼你的老帥認輸，這局棋叫做‘雙卒拜壽’。”“喔，原來下象棋還有這么好聽的路子，怪不得會讓人入迷。”我連連點頭。

“下面我給你說的知識是學校里學不到的，你要記在心中。兵和卒是象棋中機動能力最差的，大家一般都瞧不起，認為可有可無。你和你的弟弟妹妹今后也可能只在社會的底層生活，就像象棋里的兵和卒。你們走出學校后，要有去干最苦最累最臟活的準備，但是當你們堅持下來后，就可能脫胎換骨，成為對社會有用的人才。再說一遍，你們要經得起生活的磨難和考驗，要像象棋中的兵和卒一樣積極向上、勇往直前。”我聽得心驚肉跳，但又懵懵懂懂。

“去吧，還是要好好讀書。”說完，他揮了揮手，讓我離去。回去的路上我的心情十分沉重，想了很多，不斷回味大舅的話。

大舅和他的兒子齊扎拉之間的交流更深入一些，所以他的兒子也比我更聰明和睿智，做事更踏實，心胸更廣闊。

這樣的交流始終縈繞在我的腦海里，有很多味道，很難理清，一直到后來我看到魯迅先生寫的《紀念劉和珍君》一文中有“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敢于直面血淋淋的鮮血”的句子時，仿佛醍醐灌頂，才知道大舅的話是多么睿智而有預見性。

三、一場家宴的故事

1966年初，齊世昌已奉調離開中甸，任麗江縣委副書記并兼任玉湖公社黨委書記，本來離開故土，也就暫時脫離了是非。但是，“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終究沒有放過大舅。1967年初，他被迪慶當地的造反派“勒令”回到出生地的中甸中心鎮前進生產隊參加農業勞動改造（主要是為了方便造反派的“批判和斗爭”）。

回到農村后他的待遇是“非人的”，有一個生產隊干部指派給他的任務需要兩個人才能完成，由于任務太重，完成任務的過程中馱牛竟然累死了。

接著，這位干部又組織生產隊群眾開大會批判他，理由也十分簡單，就是累死了馱牛破壞生產，村集體的財富遭受損失，必須要他賠償。這樣牽強霸道的說法，盡然也在會上通過了。會后，他只能籌款賠償馱牛。

1968年8月13日，遭受慘絕人寰的批斗、暴打數日之后，大舅齊世昌含冤離世。

斯人已逝，唯余悵然。一直以來我的心中一直在回憶這樣一個場景。

那是1967年4月的一個日子，也是大舅被勒令回到家鄉生產隊參加農業勞動后碰上的第一個“休息日”。一大早起來，匆匆吃過早茶后，他與舅媽一道趕去附近的山上砍柴火。正午之前，他們已經各自找來一背柴火摞在了柴火堆上。抹了一把臉，他讓舅媽帶上孩子，一家人其樂融融地來到當時中甸唯一像樣的“五一飯店”，選了一張桌子，大家坐好后，開始點餐。

據孩子們回憶，那是一場饕餮盛宴，孩子們吃得興高采烈，舅媽也很心滿意足。當然，以今天的標準看，當時的食品一定不怎么樣，花樣也不多，但是在當時時代背景下，可以肯定，這餐飯中孩子們吃出了父愛，妻子也吃出了丈夫的愛。

多年以后，我才懂得大舅能夠得到那么多的人的敬重以及擁護，除了他的知識、智慧、嫻熟的政治經驗和超強的組織能力以外，他為人處世的情商也是支撐他取得成就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