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古至今，中華民族從不缺少頂天立地的豪杰，他們或重允諾，講信義，或臨危不懼，忠肝義膽，舍生取義。這樣的精神，即使在今天這樣的和平年代，也是非常有意義的。近讀張元濟先生編著的《中華民族的人格》（商務印書館2017年7月）一書，每個人都堅守中華民族的可貴人格，我們的民族精神就不會丟。

1937年5月，盧溝橋的槍聲即將響起，上海也在風雨飄搖之中。面對民族危機，一代出版家張元濟憂心如焚、寢食不安。書生報國一支筆，他首先想到的就是編一本書，喚醒中華民族的人格，以決死之心抵御強暴，抗拒橫逆。他從《史記》、《左傳》、《戰國策》中擷取8篇故事，譯成白話文，并在每篇后面加以評點。8篇故事包括《公孫杵臼程嬰》、《伍尚》、《子路》、《豫讓》、《聶政》、《荊軻》、《田橫》、《貫高》，可所涉及的人物卻不止上述九人。就在這一年7月，抗日戰爭全面打響。無數人像這本書里提及的義士一樣，投身烽火硝煙。

張元濟先生在每一篇故事后面的“批評”是全書的亮點，幾句話就點出了這些豪杰人格力量的所在，他所仰慕的是：公孫杵臼死于忠，程嬰死于信；伍尚之赴死，對父親盡子道，對弟弟盡兄道，在他心中孝是人生的美德；豫讓報仇有道，寧可舍易就難，顯示出“正直的精神”；聶政之死乃是“士為知己者死”；荊軻刺秦王不成，千古流傳，殉難者中田光為守信而死、樊于期為仗義而死、荊軻為盡職而死、高漸離為復仇而死，他們都是“雖死猶生”；貫高九死一生，忍受無數重酷刑，僅是為主人辯誣，一旦達成目的，立馬就死，決不茍且。讀來令人深思不已。

張元濟先生所倡導的“中華民族的人格”是幾千年來史不絕書的英雄人格，雖不能成為普遍的人格底線，但仍有一定的現實啟示。“中華民族的人格”是張元濟何時都不敢忘懷的。早年他投身戊戌變法如此，編印近代中小學教科書如此。當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的鐵蹄踏進租界后，他也堅持不向日偽當局注冊，為防止日偽勢力滲入董事會，他托故不開股東大會，僅以印行古籍等少量業務苦苦支撐下來。在他自己身上就很好地體現了中華民族的人格，即孟子所說的那種“浩然之氣”。

為什么要編這本書？張元濟先生在《編書的本意》中指出：“我現在舉出這十幾位，并不是什么演義彈詞里妝點出來的，都是出在最有名的人人必讀的書本里。他們的境遇不同，地位不同，舉動也不同，但是都能夠表現出一種至高無上的人格。”他們有的是為盡職，有的是為知恥，有的是為報恩，有的是為復仇，歸根結果，都做到殺身成仁。孟子說是大丈夫，孔子說是志士仁人，一個個都毫無愧色。這才是中華民族的真人格、真精神。尤其時值民族危難之際，志士仁人更是前赴后繼。只要堅守中華民族的可貴人格，民族精神就在，國家就不會滅亡。

張元濟先生曾對中國自晚清以來的新教育有一種痛切的反省。他認為，新教育之所以沒有起到真正的效果，就是大家只注意到知識的“新”，而沒有注意到人格的養成。新教育培養出來的人，如果在人格上是東倒西歪的話，就不是一種成功的教育。因此他主張教育要培養“堅苦卓絕的精神，高尚廉潔的節操”，從這個意義上，他甚至認為敵人的炮聲恰好震醒了我們。這也許是他在國難日益深重的時刻，編寫《中華民族的人格》更為深刻的原因。因為小到一個人，大到一個民族，若泯滅了良知，喪失了人格，都必將走向墮落，走向衰亡。

讀完全書，感覺無論如何的世變滄桑，這些人格底氣、做人準則都是不會隨著時間而化為灰燼，而卻會在新的時代里獲得新的內涵。“風蕭蕭兮易水寒”的志士，面對外敵入侵還是專制壓迫，我們有拍案而起的憤怒，長歌當哭的生命情懷，以及血性的反抗，毅然決然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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